藏象学说自《黄帝内经》之后，随着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历代医家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藏象理论作了不断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藏象学说的发展和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和社会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面所提及的春秋至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藏象学说应运而生；金元之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内外战争非常激烈，逐步出现了金元医家的各抒己见和理论创新。到了清末至民国初年，西方医学随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进入我国，对中医药学尤其是藏象学说产生了猛烈撞击，伴随着中西医学理论的争辩，不同主张的争论，因此形成了中西汇通流派。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从形成、充实、发展到逐步系统完善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超越前人的研究水平。藏象学说也不例外，藏象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医学家的充实和完善，从而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
（一）近代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医学的传入，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趋向，对藏象学说的理论和治疗实践带来了一些新的影响。近代我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买办思想比较昌盛，统治阶级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医不科学，甚至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企图消灭中医，使中医学术饱受摧残。同时，也由于现代医学的传入，给中医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藏象学说也受一定程度的客观影响，试图走中西汇通的道路，许多中医自发地学习现代医学，乐于接受西医知识，在治疗上吸取现代医学的某些有效方法，在理论上探索中、西医之异同，企图折中归一，出现了具有进步思想的中西“汇通派”。持这一学术观点的主要代表及著作，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精义》、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幕》、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等。中西医汇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
清末至民国期间，社会急剧变革，西方医学的涌入对藏象学说的理论和治疗实践带来了某些新的影响。中西医汇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汇通医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医家有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等，他们的汇通思想由浅到深，由以中医学为主体发展到以改进中医为目的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在藏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张锡纯对于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一方面肯定其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局限性、片面性，他汇通的出发点是不想打乱或否定中医的理论，而是借用西医的生理解剖知识，反证中医藏象理论的正确和先见。基于此，能汇通则汇通之，不能汇通则存异。
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揭示丁中医藏象理论综合整体观的木质。应该说，中医的藏象经络等学说都是在“天人相应”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自然界——人体生理去认识脏腑经络的本质，从而道破了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方法论的小同特点。他在强调这个根本区别的基础上，提出从深入研究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和长短，来寻找两者的结合点。这对于我们现代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陆渊雷主张“中医科学化”，由于其在科学上忽视了中医理论的特点及其与西医本质的区别，提倡用西医西药知识来提高中医，其错误要害是抹杀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这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虽然中西医汇通在藏象学说的研究上没有达到汇通的目的，但他们的革新思想，以及他们用不同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藏象学说探索性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指导藏象学说的研究仍有借鉴的意义。
（二）现代研究进展
藏象学说贯穿在中医病因学、诊法、辨证和治法等各个方面，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运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大大丰富了既往的认识和实践。兹从理论探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三个方面对有关研究概况综述于后：
1.理论探讨
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一些学者对“肝主疏泄”“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肺主治节”等理论均有探讨，如盛增秀等指出，所谓“肺主治节”，就是指肺气对其他脏器及营卫气血有一定的调节功能。有人研究了肺对血压的影响未证实这种“治节”作用。认为“肺在维持外周血管阻力及保持血压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藏象学说中的某些术语，在概念上几经演变其说不一。如郭铭信将三焦的涵义整理为四个方面：源于《内经》为六腑之一（有形）；见于《难经》（有名而无形）；作为人体上中下三部分的部位名称；为湿温病中的三焦术语，如称“少阳三焦”。前二个方面是指三焦的气化作用，而在临床应用上，三焦主要作为人体上中下三部名称，用来辨别病位。三焦辨症是温病学的一种辨症方法。又如命门与肾阴、肾阳的概念，邵念方指出肾与命门关系极为密切，临床上每见命门衰微者，多包括肾病症状，但二者又不能混为一谈。蔡友敬认为命门包括命门元火和命门真水，前者是生命的根本动力，后者是生命的根本物质。上述探讨均有助于对命门、三焦的正确理解。
阐发各家理论：对古代医家有关藏象理论的继承和阐发也是研究藏象学说的一个方面。如邓铁涛将李杲脾胃学说的主要论点归纳为内因脾胃为主论、升发脾阳说、相火为元气之贼说和内伤发热辨等四方面。有人还对前贤归经理论结合藏象学说进行探讨，如杨秉晨认为药物归经理论是药物对脏腑经络选择性作用的客观总结，对临床正确运用方药以及根据五味与归经的关系加工炮制中药都有其指导意义。王少华认为，张仲景对归经理论的贡献更早于张洁古、李杲。按归经规律用药，临床上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提高。
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近年有人对藏象学说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进行研究。如王琦等引用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的观点论证藏象学说的整体恒动观：一是系统观点。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二是动态观点。一切生命现象本身都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三是等级观点。各种有机体都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具有专门系统属性和遵循的不能简化的规律。北京中医药大学雷顺群专家应用系统论研究藏象学说，认为中医整体观与系统论的“整体”原则相似，构成人体系统的要素包括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组织器官和构成这些器官的基本物质。孙广和对五脏互相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心肾相交的理论提出了 “心肾轴心调节”的假说。认为心肾相交构成心——肾轴，此轴赖以维持的根本是真阴真阳，三焦及有关经脉是此轴的联络通路。心——肾轴以水火升降，呼吸出入、营卫循行等方式对精气津血进行调节来维持心肾间的阴阳动态平衡。随着近代各种边缘科学的兴起，有人结合生物钟理论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不同周期节律以及运用运气学说探讨脏腑发病。心理学是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的重要学科，王琦对《黄帝内经》五神脏理论、心理活动的产生、心理对生理病理的反作用及“形神关系”均作了论述。这些都是研究藏象学说不可忽视的内容。
2.临床研究
补充和完善了五脏证治系统过去关于肝气虚证、肝阳虚证、脾阴虚证、脏腑相关证治等的研究较少，在近年研究中，基本上完善了其证治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一些学者就肝气虚、肝阳虚的病因病机及其辨证论治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在生理上肝阳温煦推动肝血，肝主疏泄是肝阳的功能之一，同时肝阳也是维持人的正常情绪的重要方面，另外肝阳生心火、温脾阳，下煦肾水。在病理及论治上有肝阳过亢，治当滋阴潜阳；肝阳郁结其治则疏郁通阳；肝阳虚衰治以温补肝阳；肝阳下陷治以酸寒清肝、疏郁升阳；还有寒凝肝脉治以温经散寒。
历代有关脾阳的论述较多，而脾阴则少有研究，故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研究从脾阴的含义与作用、脾阴虚的证候、治法等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脾阴是指存在于脾脏的阴液（包括血、津液、水谷精微）和脾的物质形态及其承载的滋润濡养功能。脾阴的主要功能是濡养，与脾阳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脾主运化、主升、统血的功能。脾阴虚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但其主要病机特征是：脾的运化功能失调与阴虚证并见，临证中只要见到这两种证候，就可以认为是脾阴虚。滋脾阴要以甘淡性平之品为主，因甘平滋脾益阴，淡渗除湿健脾。
加强了五脏功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建国后，中医工作者对五脏功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丰富了藏象学说的研究，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例如邓铁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中医五行学说，结合临床联系五脏，到80年代提出“五脏相关”学说。邓氏指出古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五行的中心实体是五脏，但今天如仍沿用五行理论，受其框架的束缚，临床上难免存在着名实小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缺陷。他认为，应该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都可概括于五者之中，并在医疗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因此，从临床角度出发，用“五脏相关”这个学术名词较为合适。
尽管建国后藏象学说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藏象概念的混乱、脏腑辨证的规范化、脏腑诸证的诊断及疗效标准、实验指标的确定、动物模型的制作等都是至关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问题，这要求研究者要不断反思藏象学说的研究思路、方向、方法等问题，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3.实验研究
通过多年的中医脏腑实验研究，对中医学五脏的本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认识，研究成果表明，任何一脏皆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均涉及多系统的部分结构和功能。任何一脏所主的功能均不是某一系统所能独立完成的。任何一脏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等系统内有所划分和交义，通过系统内的结构联系产生功能的相互作用，同时又通过系统间共有的递质、激素、细胞因子等信息物质的传递，对人体各系统、器官细胞多层次地相互调节和整合，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皆是微观动态变化基础上宏观整合的结果，而五脏不是指某几个解剖的脏器，而是对生理病理现象的整体概括，是整体的一系列组织器官的内部联系的事物。这些研究有利于阐发中医理论的合理内核，指导辨证及疗效评定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