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为顺应人心，她不仅要搞文化革命如废科举，同时还要搞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
1905年7月，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令会议处筹订宪法大纲。
这五大臣中的端方，在这里，是位不可不细讲一下的人物。
端方在满、汉人中间，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被人们认为是“最软弱和最坏的典型”。让这种人去国外考察宪政，颇有“活见鬼”的、“胡扯”的、令人觉得好笑的事儿。辜鸿铭曾引用英国诗人德赖登的诗来嘲讽端方：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他固执己见，所见总是荒谬，他什么都做过，没有一事能够持久；然而，月亮轮回一遍之间，他却成了化学家、提琴师、政治家和小丑。
责骂和颂扬是他的经常论断，为了要显示高明，他总是走极端。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唯有弃他一事除外。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离开宫廷他自嘲不断，然后组建政党，
诗中的“他”，指的是英国海军将领韦利尔斯（1592一1628），据说其为人软弱、轻浮、不忠不实，但聪明过人。而端方，在辜鸿铭眼里也是这类人，而且还是个“不愿让手掌上染上灰尘”的人。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上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操守的。
端方很年轻就当上了部堂衙门的主管，是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大约20年前，有三个衙门主管以放荡、奢侈闻名。直到出国考察宪政，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还谈起“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大荣就是荣荃，庚子暴乱时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外团列上黑名单，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现任北京外务部尚书。最后那个端老四就是现在的端方”。
端方是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字调卿，安徽人，为李鸿章的准军购买军火，戊戌时期为农工商总局的三名主事之一，曾创办天津火柴厂）的赞助者和知心朋友，自己也在天津以别人的名义开办有银行，义和团爆发后倒闭。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写道：
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垮台，康有为和其他中国激进党人正以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即过激主义。这里是辜鸿铭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激进革命主张和实践的轻视的称呼）勃然而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洲贵族，还有那个从朝鲜回国的破了产的“暴发户”袁世凯。
与激进派和雅各宾党人携起手来，共同拥护康有为的变法事业。……
康有为垮台了，其党徒被送上了断头台。但端方倒一点也不狼狈，这位公子哥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利用约翰逊博士称之为恶棍最后逃避所谓的“爱国主义”大做文章。写了一首爱国歌——肉麻地颂扬已故皇太后及其辉煌政绩。由此，他得以摆脱了与康党及其雅各宾主义之干系的严重后果。
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族官员中唯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故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省长（巡抚）！”……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博士（1866—1945。美国人，1888年来华传教，创办汇文书院，1927年辞教会职，协助蛊宣怀和端方的顾问，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顾问）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日“应变有方”。……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一把，以赢得“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中获得成功。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
他指给别人一条险峻多刺的天堂之路，自己却像一个无所顾忌的放荡人物。
踏上樱荜嬉戏的快乐小径，对自己给予他人的忠告满不在乎。
就是这位被辜鸿铭无情讽刺的端方，却成了满清政府的领军人物。但是当他率团考察宪政，还未走出国门时，却差点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