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那天端方他们在正阳门的京奉铁路的火车上,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谋炸。
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梦霞,又作孟侠。吴樾在1900年到上海求学,接着北游直隶(河北),次年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在此期间,他广结反清志士,与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原名显宿,字星台,别号思黄,后因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行径不满而投海自杀)、赵声(1881—1911,江苏丹徒人,原名毓声,字伯先,号伯先)等相好。1903年与杨守仁在上海发起军国民教育会,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宣传革命。他是黄兴、杨守仁北方暗杀团成员。1905年春,陆军部尚书铁良视察保定高等武备学堂,他伺机近距离枪击,但铁良临时变卦未能实行,之后赴北京,却闻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便改变计划,落脚安徽桐城会馆。同乡人以为他来投考大学的,殊不知他负有重大使命。9月24日,他化装为仆从贴近五大臣,身绑炸弹,进入正阳门车站,登上五大臣及其随员的专列,“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载泽和绍英仅受轻伤,端方等人幸免,吴樾“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当即牺牲。
当时都不明死者为谁,待桐城会馆仆役前往围观,“惊呼:‘此非吴老爷乎!’”赵声得到噩耗,为之大恸道:“天平!丧吾良友。”他先前曾赠吴一诗,句中说:“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柳亚子在《磨剑室文录》写道:“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
《太虚法师年谱》称:“非隆隆之炸弹,不足于惊其人之魂。”
孙中山闻之大书:“浩气长存。”
伍立扬所著《铁血黄花》云:“秋瑾为之痛哭招魂,说他‘巨炼刚肠如火热’。”
吴樾所携的炸弹,出自制造者杨守仁。杨守仁(1871—1911),湖南长沙人。原名毓麟,字叔一,一字笃生。光绪戊戌进士,分发广西知县,但未赴任。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与黄兴、吴樾等组织暗杀团,次年返京欲谋刺慈禧太后未果。当正阳门事败、吴樾身死后,他远走英伦。杨守仁因同志义举无望之刺激,在他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吾胸闷不可解,惨不乐生,恨而死之……弟欲求从速解脱形神之束缚,与他人无关。”伍立扬在《铁血黄花》认为,杨的寻死,是“加之国族的无知愚顽,使其内心极为忧愤。苦熬至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在利物浦蹈海自尽,以其绝望深矣,透矣,而无解脱之道,遂出下策。”
吴樾的遗物,由他的同乡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原名干生,字仲甫。清秀才。从事反清活动宣传,参加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的1920年,与李大钊发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并任总书记)寄给杨守仁保存,今杨已蹈海,不知下落。
另据野史小说《辛亥前夜:民国就这么生猛》的作者雾满拦江说,吴樾原本是到北京谋刺铁良的,因“在北京街头逛来逛去,见不到铁良,倒是看到全国各地的立宪派组成商团,纷纷进京上访,游行示威,静坐闹事”。他“闻知这五大臣意欲出国考察,吴樾心急如焚。倘若清廷快上一步,先行立宪,必可赢得国人之心,到时候你再号召‘驱逐鞑虏’,那谁还乐意跟着你干?朝廷立宪之举,将革命失其依据,如之奈何?早已吞吸了哑药的吴樾,带着另一名志士张榕(字荫华。祖籍山东,生长于辽宁抚顺,善骑射,精剑术),也登上了火车”。
说吴樾本意刺杀铁良,并非作者牵强附会之意。吴樾生前所写的《暗杀时代》一书,就把铁良列上黑名单。他在自序中指明,“杀铁良(1863—1938。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初为直隶总督荣禄幕僚,后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陆军部尚书)是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动力。铁良是慈禧最信任的铁杆忠臣。满人学者辜鸿铭在《中国的牛津运动》中称——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英国政治家,一个强权人物),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铁良是中国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
然而,作为汉人的革命党暗杀团之一分子吴樾,不会作如是想。满人的一切努力,在他们革命党人的眼里,是革命党人的死敌。从辛亥武昌起义、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来看,铁良等顽固亲贵,的确负隅抗争,诚如辜鸿铭所言,“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铁血黄花》作者写道——如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良弼、铁良等,便发起成立一个宗社党,一心主战,要和革命党决一高下,并且那句把中国“宁赠友邦,不给汉人”震惊全国的呆话,就是宗社党口中发出的。而稍早几年,清大臣刚毅甚至公开说“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除了他们狭义的部族观念,国家前途的黯淡,国家利益的损害,他们完全无所谓。自古昏乱,至此为极。嗷嘈小民,更加筋髓委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除了一班小人,跳踉以随之外,君子远潜,真是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
对这位未来的宗社党魁,吴樾在《暗杀时代》中,有三个章节将矛头直指铁良,既揭露他的“善于理财”的罪恶,又表明了行刺此人的原因和效果。
文章说铁良为江宁将军时,仅一次搜刮,即在上海制造局提款八十万,海关道库提款七十八万,其余各处提去百数十万不等。东南各省脂膏竭罄,实“敛取东南之财,以供彼族之挥霍而已”。
可惜,吴樾及其他革命党人欲追杀的铁良,却一再漏网。在清廷危急之时,他“跑到津沽之间躲藏起来,一直在那里苟延性命,直到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他因病不能随行”,不觉“悲忧感愤,若焦若熬,疾益甚”几年后,终于病死。
吴樾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的为着正义而主张暗杀的论著《暗杀时代》及其行为,使世间“比然惊觉”。在他牺牲后两年,《民报》4月增的《天讨》上,发表了他这本“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
《暗杀时代》,只有两万字左右,内容有得天下豪杰与扶持砥砺之意,开拓万古群雄之心胸,磅礴郁积激愤悲怆之阳刚。他在自序中说:自己以弱冠之身飘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动过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隶丛中”,不久得读邹容、孙文等文字,意念始渐大变,深觉欲振起瘫痪之中国,须“清其源而绝其流”。并得出“暗杀为因,革命为果”的结论。他表示“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
他在本书第二节中,痛陈停留在口头上革命之无益,认为清廷的封报馆、禁新书、杀学子、捉拿党人越发出格了。“如若不见兴问罪之师,则所望不可估量”。他比较西洋及东洋之革命方式,觉得“当由暗杀始,以渡革命,正其时也”。
在《暗杀主义》一节,他认为大军未起之时,谭嗣同的任侠方式,确可获得“民气、倡勇敢之奇验大效”。在《复仇主义》这节上,他写道:“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
在《革命主义》一节里,作者数落铁良五大罪状:“敛民财、练旗兵、剿民党、侦疆吏、强警察,均为深文周纳的亡国奴民政策,杀铁良因为他是国人的心腹大患……岂逆贼铁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日否,否。”
在《复妻书》一节说:“益恨专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又说“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胜于生,然后可死。”吴樾对尚在狱中的章太炎很崇拜,并十分关注他的安危。
在《与章太炎书》这节中写道:“危哉!先生。计先生出狱之期在迩,饮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隐害。”
他在最后一节《与同志某君书》是对赵声说的,时赵声应孙中山之召,赴南方组织民军起义,和吴樾志同道合。他感到赵此行“犹竟在想象之中”,故提醒他:清廷的“走卒大臣中”,多有“狡狯深心、长于阴狠之计者在”,因为这些满人“自居贵族”。为了证实自家的看法,他还“函送几张《京话日报》”,因该报刊有“清廷贵族包藏祸心的文章”。可见作者对同志着想之情,“心细如发”,不可不谓“英雄本色”。
当代写《铁血黄花》的作者伍立扬说他读了吴樾《暗杀时代》后:
“仿佛贯穿太空隐隐不息的沉雄低吼的雷霆之声”,
“泪为之涌出满面,心为之酸侧之已”,
“长时间有一种把栏杆拍遍、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
可是,吴樾急着要去刺杀铁良,还另有重大原因——他要替王汉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