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新民丛报》已失去了许多读者，改良派的报纸没了市场，梁启超只好停办该报。梁在停办前发表了对革命派极其不利的攻击：
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旁（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君主立宪政体在于吾国，似为一秽恶之名词。数年以前，民间无敢倡言之者，近则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民间公然鼓吹立宪。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钳。
梁启超看到慈禧志在立宪，他和康有为都不禁翘首企盼，认为配合国内立宪运动的时候到来了。为响应清廷宣布筹备立宪的谕旨，梁积极与康有为配合。
1906年10月24日，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他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典告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中声称：
“仆审内外，度时势，以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之瓜分矣。”文中着力宣扬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指出“政府主张立宪维新，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
康有为信心十足，“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希望“与清政府合作推行宪政，分得部分权力”。因此，他通知国外保皇会全体会员，欲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隆重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国民宪政会正式成立。
康的此举，遭到梁启超的反对。他在日本接到康的通知后，认为：康有为企图把宪政的果实一口囫囵吞下的这种贪婪，必将引起国内立宪派的恶感。
因此，他拒绝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更名通知，并致函康：
（1）请将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
（2）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与帝国立宪会合流，不可狂妄自大；
（3）在内地多设帝国立宪会的分会，多办报纸，扩大自身影响。
康有为接受了梁的建议，认为梁的想法还是切合实际的，便同意把国民宪政会改称为帝国立宪会。
1907年3月23日，保皇会在纽约召开大会，康在会上定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对外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并在《章程》中申明：
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为革命邪说所惑，致招内乱而瓜分矣。
当那边厢的康、梁谋划《中华帝国宪政会》方案愿景时，这边厢的孙、黄、章也在制定与之相反的《革命方略》愿景。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三人在日本共同制定了指导各地举起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这部《革命方略》拟有如下八个战略性文件：
（1）《军政府宣言》；
（2）《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
（3）《招军章程》；
（4）《招降清朝兵勇布告》；
（5）《略地规划》；
（6）《对外宣言》；
（7）《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8）《招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
全部文件的主要精神是组织民军，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军政府。在《军政府宣言》的文件中，说明了革命建国的程序应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法之治以三年为限，三年后进入约法之治。
《革命方略》的制定，不仅确定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提出了组建由资产阶级政党指挥军队的明确目标，而且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设想、过程及其具体做法。这些基本方略精神，既对同盟会在此后领导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有益的指导意义，也为辛亥革命的运筹，起义、成立军政府，确立了一定的模式。
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与康有为遥相呼应，在与《民报》论战失败、停办《新民丛报》后，又与熊希龄、徐佛苏、陈景仁、蒋志由等组建“政闻社”。17日，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邀请日本议员犬养毅（《朝野新闻》记者，自1905年结识梁启超、孙中山，并斡旋于孙梁两派之间，一生中来中国四次，1910年创立宪政国民党，辛亥革命时赴上海、武昌进行秘密联系活动，1931年组织内阁，任总理大臣。任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同年“5·15”事件中被法西斯青年将校暗杀）等八名日本人列席。梁启超宣布如下纲领：
（1）建立一个咨询政府的议会组织；
（2）修改法律和加强司法的独立地位；
（3）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和调整中央政府的权限；
（4）争取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地位。
正当梁为中国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而希望各位欢呼时，《民报》助理编辑、同盟会司法判事张继（河北沧州人，原名溥，字溥泉，与黄兴创立华兴会，谋长沙起义失败后到日本，被推为留日学生总干事）和陶成章（1878年生，浙江绍兴人，字焕卿，响应黄兴长沙起义，1904年在上海与蔡元培组织光复会，任会长，蔡任副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民报》编辑）率多人冲进会场，张继尖锐地喊出“傻瓜”，“傻瓜”！几百个人冲上前去围攻梁启超。梁避开激烈的冲突，并谨慎地溜进黑暗中。革命党人占领了会场。张继登上讲坛，批判了梁启超的建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革命党人在1898年政变之后援救了梁启超，但梁却忘掉了这极大的恩情并攻击革命党人。毫无疑问，虽然他表面上拥护立宪政府，但实际上却为专制主义效劳。听众大声喝彩（1907年11月1日：《南中国前驱者和最高法院及领事报》58卷）。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说，梁当时避之不及：
同盟会员当场痛打了梁启超，四川会员并把梁的走卒白坚（也是四川人）打得头破血流。对这一暴力行动，人们皆大为称快，可见立宪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从此以后，立宪派只有在上层的士绅中去罗织它的党羽，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则完全失去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