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四年的天灾的最后一年——1879年4月，被安放到东陵的同治帝，才在这一年举行永安大典。据《世界遗产论坛：明清皇家陵专辑》载：从圣祖到仁宗暂时“安奉时间长短不一，多者数年，少者仅几天，如高宗10天，仁宗7天，而穆宗（即同治帝）梓宫则多达近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对亲生子的英年早逝的哀伤程度是漫长的。
然而，当慈禧在奇灾后欲为儿子安葬时，却又发生了让她不痛快的事。
有个叫吴可读（1812—1879，甘肃皋兰人，字柳堂，道光进士）的吏部主事，却竟然借慈禧太后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永安大葬”时，竟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原因是他当初就反对慈禧立光绪帝为帝，他在遗书中公开指责慈禧强立载滟为帝是“一误再误”，认为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做法而改变。吴可读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令朝野震惊，给不祥的国家又笼罩上了一层不祥。
慈禧也殊不可喻，他让中央高级干部通通上朝来议吴可读的遗书，看看吴是否说得有道理。这也自是一种对高层干部的考验。结果徐桐、翁同稣、张之洞等一千大臣认为吴没道理。尽管吴没道理，但慈禧也哀其“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李鸿章则上一奏折，向慈禧太后支招，提出吴可读既死于蓟州，而“懿训昭垂，衷于一是”，吴可读“就义之时，遗命即葬蓟州”，而“该州士民倾心向慕”，今“拟请旨俯准该绅等捐建专祠”，而“慰蓟人景仰之诚”。
然而，对慈禧给力给得最足的还是李鸿章帮她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的签订，给慈禧太后的帝国带来将近十年的荣华安定。
慈禧流亡政府一行，望眼欲穿，终于在1901年6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起程回京。此次回京，“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仅皇差官差就达两千余辆，城中百姓虔诚地“伏地屏息”，各州县以上文武官员，必须到离城二十里的灞桥去恭送，沿途更是“千官车马、万乘旌旗”，与逃亡时的情景大不相同。慈禧在途中惊闻李鸿章病逝噩耗，悲痛几许，赐谥号文忠。
远在异国的梁启超知道后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悲。”在开封度过了七十岁生日的慈禧，于十月二十日颁布废除“大阿哥”的称号。在河北正定县，“两宫改乘火车进京”。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了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圣驾的官员，其中有“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据《清代宫廷史））记载：
两宫乘坐的特别列车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到丰台站，这里是芦汉铁路与京津铁路接轨的地方，属英国管辖，由丰台进北京前门的铁路也归英国管理。两宫的专列于中午到城南的马家堡车站，两宫等人在此下车。这时，京内王公大臣和文武官员均到车站跪接圣驾，车站上还有许多外国人，他们拿着照相机，到处抢着拍照，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人一出站，大家一拥而上，秩序紊乱已极，毫无礼貌可言。两宫出站之后，乘轿入永定门、正阳门，未刻（下午两点）进宫，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流亡生活。
慈禧太后进宫后，据《中国世典》称：她“随即令人挖掘出逃前埋藏的金玉宝器，因未丧失而兴奋异常。十二月九日，慈禧太后接见各国驻华使节，这是她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给各国使节以前所未有的礼遇。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又接见北京公使团的夫人们，并问候曾被义和团围困过的使节夫人。
跟她们“一边说，一边流泪”。
慈禧有这样体面的返京，以及做出高姿态的举动，皆源于李鸿章的支招。
李鸿章在病逝前有一奏折（等于是遗嘱）给慈禧：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李鸿章“希望朝廷坚持定见”，这话自然是说给慈禧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