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是，当时共进会的领导人并没有阶级上的歧视，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们的目的就是联合各立山头、各自为政的革命团体，一起推翻帝制。
我们从以下的记载，可以找到共进会的高姿态，以及文学社的觉悟，为共同的目标联袂赴津的依据：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革命运动》：
共进会鄂部总会和文学社干部为了组织起义，双方进行了多次的磋商，最后在反清的前提下，暂时各自捐弃了旧日的嫌隙，建立了起义的联盟。9月24日召开的两团体干部联合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有双方负责人及新军各标革命士兵的代表60余人参加，会上详细研究了如何发动起义的问题，拟定了起义的军事计划，推定了起义的总司令（蒋翊武）和参谋长（孙武）及其他干部人选，并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
这样就不仅具体实现了两团体的合作（在实现合作上，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起了一定的作用），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而且使新军各标的干部都了解了在将来的起义中自己所担负的任务……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也说：
经过多次协商，这两个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团体终于联合成功。……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准备大举起义。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
“斯时”——萧道生在《工程第八营首义事迹》一文中写有“武汉同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