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同盟会中部在上海成立后，中部总干事谭人凤来汉口，积极策划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
就合作一事，“共进会于部颇有合并文学社之意”。早在1911年55月，共进会曾邀请文学社干部会议，考虑到文学社在经费上的困难，还提议由共进会拨助文学社经费，但文学社则“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干部坚决反对。
共进会与文学社彼此都在拉人入会。
章裕昆在《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说：“文学社和共进会同时向（新军）马队争取社（会）员。”这种“拉人入伙”的历史现象始终存在，对合作问题也都各怀吞并而成就事业的心态也常见。
而且，这两个革命团体的各自背景有差异。
如共进会的领导人焦达峰、孙武、刘公、刘英等人，也都留学过，家庭一般比较殷实富裕。
如焦达峰，其父“邑庠生”、“某乡团总”，“有田五百余亩”；像孙武，他曾自道“家富巨万”；刘公（1881—1920。湖北襄阳人。一名湘，字仲文。1902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又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曾出资翻印革命书刊，运入国内进行宣传。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为《民报》捐巨资出版）被称为革命党中的“财主”；刘英（？—1921。湖北京山人。原名光铭，字丹书。1905年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经济，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参加共进会）“其父大美公以货殖致巨富，为县望族”。
在共进会革命党人中，大概只有熊秉坤（1885—1969。湖北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字载乾。曾到武昌当过打工族，后投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为士兵，不久荐升正目。1910年加入共进会，任该营总党代表）算是较清贫的。
而且，布商刘肯堂、周海文等，对他们都有经济上的支持。
文学社的人，一方面是家境不太好，一方面是没出过国门。
拿李时岳的话说：“文学社的首领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共进会鄂部总会的首领便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学社对共进会抱着疑惧的态度”。
另据《湖北革命知之录》也写道：故所以，他们怕“上他们的当，蒋翊武说：‘我们都是丘八（兵），他们都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又缠不赢他们’。”
其实，这反映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两者之间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和文学社对共进会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