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看到了这个现象，他在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了湖南新军的革命，时间虽然很短，但他至少获悉了革命党领袖焦达峰被资产阶级立宪派谭延阊惨杀的一幕历史悲剧。
这幕悲剧在武昌起义之后，帝制崩溃之前，当是最残酷的夺权斗争。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后，长沙立宪党人“一夕数惊”，而革命党人却“跃跃欲发”。
焦达峰等为践行“十日内响应”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诺言，决定在10月18日起义。
立宪派因对清廷绝望，也竞相附和。
谭延闿等人邀请焦达峰等秘密商议，“力劝其勿扰乱秩序，至于垂涕”，并预定在举事后，推举谭延闿为都督，黄忠浩为镇统，议决不杀官吏，不杀旗人。“企图不震动封建秩序而由立宪派接取清朝政权”的谭延闿在谘议局会上提出“要文明革命。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因此当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多商量”。
谭本人正是“世家巨族”，黄忠浩则是“军界长官”，“草寇”自然指革命党。但黄忠浩是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士兵们对他恨之入骨。陈作新运动军队发难，士兵们坚持以“杀黄忠浩”为先决条件，焦达峰害怕与立宪人士决裂，犹豫不决，因而使10月18日的起义流产。于是同新军士兵“重新订约，允杀忠浩”，把起义改在22日。
谭延闿获悉，夜访黄忠浩，告知情况，希望黄率先夺取政权，黄是中路巡防营统领，知道湖北方面武胜关还在清军手里，认为革命不一定能成功，因而绝拒。
第二天，焦达峰领导的长沙起义爆发。被调出城外的新军分两路扑城。
一路入北门，一路入小吴门。“时城内只有防营，民军人持白布一束，见防兵则执而缚巾于其袖，防兵无不乐从，人人伸臂就缚。”（柳东一蟹：《汉族光复史》）
黄忠浩企图镇压，被起义士兵杀死。巡抚余诚格逃遁，营务总办王毓江、长沙知县沈瀛被杀，谭延闿潜伏家中，立宪党人黄镆举火响应，擅用“谭都督”字样发布告示。
“须臾，满城自旗，商民安堵，颇有市不易肆之概。”（王闯运：《湘绮楼日记》）
起义军占领谘议局后，一致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居正在《辛亥札记》中写道：“武昌同志得湖南焦达峰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将领，勇气有加。”而“湖北黎元洪‘滋不悦’，‘默不语’”。
焦达峰任都督那天，立宪派援引武昌为案例，告知焦：“湖北以汤化龙为政务部部长，今不举谭延闽任政务，恐怕不妥。”焦达峰同意，于是，“谭延阊任军政部部长，取得了和焦达峰对等的地位”。10月31日，焦达峰召集会议，欲取消由立宪派把持的军政部和参议院，集中权力在都督府，以利军事支援武昌。谭延闿当即表示辞退军政部部长和参议院长各职，但“会后立即安排了残杀焦、陈所紧急布置”。
当时，湖南长沙起义同志最多的新军第49标早已调遣北上支援湖北，都督府连个警卫队都不设。邹鲁在《陈作新传》中说他曾天真地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二百年，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
陈作新说的“复见汉官威仪”，尚秉和在《辛壬春秋》记下了当时状况：“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甚至嘲笑会党中人大嚷：“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
就在焦、陈回府不久，谭延闽的“猎狗”梅馨指使部下“立将陈作新杀害”，又将商讨“援鄂”的焦达峰“乱刀砍死”。“谭延闿在焦、陈竹血尸前面登台就都督位。立宪派将预先准备好的告示遍贴全城，宣布政变成功”。
第49标起义新军将士“闻变皆泣不成声”；武昌孙武、张振武等革命战友“欲举兵复仇”；黄兴力劝，“恐后方有变，贻误前敌”；汤化龙则“电贺谭延闽说：‘闻公出，钦喜无量’。”
长沙发生的流血政变，正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被描写的“不准造反”的阿Q集中典型的表现。青年毛泽东有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所以他在起来革命的时候，就认为，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失败了，但在可能的条件下，会促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孙中山对吴玉章说过“收拾残局”的话，但他未曾达到“一半是流血，一半在博爱”的既定的民主共和目的；只有毛泽东，做到了“收拾残局”，他是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基础上，走向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的目的。
他应验了郑孝胥的那句“共和亡于共产”的预言。
看来，人在青年时代，是人生承担重负之前最重要的奋起与光明的阶段，这个阶段，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莫不刻上中国应何去何从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