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革命党人想到要让帝制崩溃，从而走向五族共和。
因为，南京建立的主要是光复汉族的政权，而汉族政权从尧舜结束之后，一直是家天下的族国专制政权。
而在没有推倒满清之前，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就要拥立主张虚君共和制的袁世凯，正在大家准备弹冠相庆时，孙中山出现了。
他虽然主持了继续议和的临时政府，但他从心里并不想与满清议和，他还是想用革命手段推翻，但遭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反对。反对派都主张与袁世凯议和。
孙中山在南京时刻被反对派们包围。
他欲实行“革命方略”，不能；他欲实行“三民主义”，被视为“理想太高”。
孙中山“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般。
在他就职第三天，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但黎并未赴任。
1月4日，袁世凯致电南方议和代表、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表示否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坚持君主立宪。
1月10日，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1月11日，孙中山断然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委派黄兴为北伐军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钮永建为副参谋。一起制订六路北伐的作战计划。
因筹措军费问题，孙中山只得促成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临时政府合作，由汉冶萍公司借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购买武器与军火之需，并在南京签订了合同。日本政府闻悉，还答应1000万元，同意孙中山中止与满清和议。
孙中山在向日本财界公开表示：
实际上，我们已不是在与满清政府和谈，而是在与袁世凯先生和谈，但他的和谈条件还是专制君主的，而不是民主共和的，故我们拒绝与袁先生谈判。为了中止与袁先生和议，我们希望将满洲委托给你们日本管理，只惟贵国给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进行继续革命之援助。
一石激起千重浪。
首先，副总统黎元洪强烈反对，认为“不可倚重日人”。
时任实业总长张謇也慌了手脚，暗中与袁世凯函电交驰；“环观世界，默察民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极力催促袁不可等闲坐视，鼓励他只要拥护共和，总统“非袁莫属”。
英国政府本来支持袁世凯将中国按英国虚君共和制模式的，此时也表示：“中国目前政府之形式如何？一任其国民定之。”
河南谘政局电驰袁世凯：“人民希望共和，已达极点。河南民主，夙称醇朴，起民军者已三十余处，官场诬为土匪，严行剿办，而屡仆屡起，民情可见。自和议有成，群情始慰。乃闻或进邪说，欲图返汉倘和议稍有更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宁死不纳租税。”
上海西方各国商团也致电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勖两邸，“要求早日宣布共和”。
这时，远在漠北的甘肃新军也起义了，并成立了军政府。
就连副总统黎元洪也在咋咋呼呼：“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反对保留皇朝。”
湖广总督段祺瑞则一再催：“再续停战延期。”
袁世凯不得不改变方针。
北京《经纬报》于1月26日报道了他要改变方针的原因：
袁内阁本于君主立宪初颇坚持，至各国商团来电，露出不承认北京政府之意，袁仍不变其志。忽然六国钦使合词有不认清政府消息后，袁知势不可为，始发折请朝廷速定大计云云。
显然，袁世凯是在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的。
而他之前，一是受到英人朱尔典指点君主立宪的优越性的影响；二是，他之所以坚持走英国君主制度，或许也和梁启超对此的渲染分不开。
梁启超在议和之初，就曾发表个人对君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远远不如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民主国家，英国人民热爱他们的君主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但他同时又进一步指出：“独裁政治和君主立宪是不能共存的”。（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孙中山是走美国无君主传统陋习的三权分立总统制的。
在当时，孙、袁彼此都是很自然的权力竞争者，两个集团在一开始议和时都力求将梁启超拉拢过来，袁世凯在1911年11月16日组织“君主立宪政体”的“责任内阁”时，不计前嫌，特邀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国，委他为司法部次长的职位，但被梁拒绝。
“而孙中山的军事助手黄兴”，“几天来也准备在梁启超返回中国的必经之道大沽迎接他。然而黄兴的希望成为泡影。最后，他送给梁启超一封带有苦味的信，指责梁启超对共和国怀有敌意，说他希望并企图使共和国毁灭”。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
实际上，梁启超已从国内知晓了袁世凯所执迷的英国式“君主政体”行将瓦解。因为南京政府人员及全国人民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坚决反对袁世凯君主立宪呼声此起彼伏，犹如当年立宪派人士呼吁清廷早开国会的思潮。他不过是在权衡个人去从，因而保持沉默。他很了解孙中山，认为他是：
意志力坚强，经历多次风波，始终未尝挫折；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于观察，最善利用；操守廉洁，至少他自己不胡饥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
他还说：“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如为推翻帝制，堵住袁世凯走君主立宪的路数，孙中山便使出这个手段——向日本借钱革命。
但是，梁启超知道，孙中山已经没有资本继续革命了，他借钱革命，但人家黄兴他们未必像武昌起义之前那样跟着干。
的确，孙中山心里明白，革命受到中外人士的反对，他们一致压迫南京政府要讲和，吴玉章也说：
“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对和议的主张，遭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绝大多数有力的人物非难。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
‘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孙中山后来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孙中山正如梁启超所说，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的革命家，他见连最亲近的黄兴、汪精卫都竟如此，只好答应继续议和。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词：
清帝退位。
1月14日，孙中山复电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如清廷退位，宣布共和，鄙人即可宣布解职，而让位于袁世凯。
1月18日，孙中山再致电伍廷芳，指出清帝退位后的五个条件：
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授于其臣；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闻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待各国回音；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1月20日，孙中山再电致伍廷芳，重申清帝退位条件，并指示清帝退位后的政治解决办法。伍廷芳即日向袁世凯提出优待清皇室及满、蒙、回、藏条件，优待皇帝条件为：
清帝退位之治，其名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礼待之；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
优定清帝岁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惟不少于三百万两之数；
所有陵寝宗庙将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德宗（即光绪庙号，还尚未安葬）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经费，仍照实用数目支出；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于是，在这关键时刻，隆裕成了堪称“清帝退位”这个非常关键词中的关键词。
帝制的崩溃，也将从她手上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