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诗人。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字退之。进士出身。任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因谏佛骨事贬为潮州刺史。后为国子祭酒。文学上反对六朝骈体，倡导古文运动。所作散文气势雄浑，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是唐代的散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毛泽东自出韶山冲后，有半个多世纪读韩文、说韩文、评韩文。他的文体深受韩文影响。
早在1913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国文教师袁仲谦为毛泽东开了一份必读书目，其中一种就是韩愈的诗文集。袁仲谦指出毛泽东乃学梁启超的文章笔法，过于铺张排比；好纵论中外古今，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因此要他改变文风，摒弃梁体，下决心钻研韩愈文章。毛泽东听了，特地从旧书坊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二十卷本，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韩昌黎全集》作校补。每天用上一两个小时，精心钻研，用了一年多的课余时间诵读韩文。据同学周世钊追忆：“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他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得更熟。通过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背得烂熟。”几十年后的1950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湖南的老同学还说，仍然能背诵好多篇韩昌黎的文章。
毛泽东的文体深受韩文影响，因此毛泽东也经常谈起韩愈和他的文章。1940年秋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归路上与护送的安平生等人。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其中又引用了韩愈《进学解》里的文句开导大家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4页）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又以韩愈《伯夷颂》，“民主个人主义”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曾多次谈论和引用韩愈诗文，评论韩愈。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与民建和工商联等负责人谈话中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韩愈很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章有一篇《送穷文》，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第339—340页）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6页）1959年4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就以韩愈做诗不留余地为例引为借鉴。他说：“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87页）1965年7月21日，他在写给陈毅的信里又谈了韩愈的诗：“韩愈以文为体；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毛泽东诗词集》第266页）
虽然毛泽东重视韩愈的诗文，韩愈的文论自古也被多家奉为圭臬，但毛泽东却从不人云亦云，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次他读《古文辞类纂》中韩愈《与崔群书》的“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时，颇有异议，在旁批斥：“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又有一次，在读《新唐书·姚崇传》，见有姚崇批评佛教的一段话，不禁想及韩愈著名的《论佛骨表》，随即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哲学家谈话时，又说了“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与《中国文学发展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时，几次评论了韩文和韩愈，认为韩愈的文章还是写得好的。他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又说：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批评了状元和那些擅长书画诗词的皇帝们，而说“韩愈是二等进士。”他把韩愈划入“卑贱”一方，给以肯定。1976年2月12日在复刘大杰信，又次表示了自己看法：“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毛泽东评点圈阅的古典诗词》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