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1838—1896）清山东堂邑（今山东聊城西）人，原名武七。行乞，以所得资财在堂邑、馆陶、高唐、临清等地建四所义学，得到地方官吏奖励。清政府赐以“义学正”名号和赏穿黄马褂。
武训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乞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武训兴学的故事很走红，被视为办学的一种良好模式。武训也被誉为武训精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讲话里，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
1951年，电影《武训传》制作完毕，放映后受到欢迎，诸多报刊还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肯定、张扬。毛泽东观看了这部影片后，很不以为然。同年5月20日，他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66页）由此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
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建国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运动。他就武训其人其事发表己见，高屋建瓴，评述武训。同年6月，在审阅《学习》杂志杨耳（许立群）《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时，他先后增添了几段内容，认为“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毛泽东认定武训的行乞和兴办“义学”“其实是一个骗局。”（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第326页）毛泽东对宣传武训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地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此后不久，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和馆陶等县实地调查。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前说了这场讨论《武训传》的目的。他说，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