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4门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直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深知欧美汉学界底细而曾经被伯希和怠慢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承认：“与许多主要依赖懂外语的中国人替其翻译中文资料的‘专家们’不同，伯希和确实自己动手搜集材料，并能较好地理解这些材料。”
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观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做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
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儒。王国维许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尽管王国维内心对其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忞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且印费极贵，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麃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
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其当天的日记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他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其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取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
对于前来阅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其实伯氏并非一概平易近人，后来成为蒙古史研究名家的拉铁摩尔1927年在巴黎见到伯希和时，便颇受冷遇。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重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模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推重李济、顾颉刚等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辞，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现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私宴则以陈垣做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忞、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来访期间，他还与北京的几位学者一起整理新发现的额济纳汉简。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察，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Paul Painlevé）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语言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嘱目也。”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至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先后得到伯希和亲炙的中国学人有方壮猷、王静如、郭麟阁、韩儒林等。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北大“《国学季刊》所登文章，每期均由伯希和君在《通报》中作介绍文，因此欧洲学术团体近中颇有知《国学季刊》者。照此做去，十年后我研究所必为世界学问团体中一重要会员”。1925年，北大“依罗、王诸公旧例，月送百金”，聘请伯希和任职该所。此举应为请伯氏担任导师。经刘复代表北大接洽，就聘期事宜有所商议，伯希和接受了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寄去的聘书，并主动提出，明年4月，由埃及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将在开罗召开大会，“主要事项仍在考古，故各国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以及此等诸学之团体代表，无不到会”，“他极愿同时兼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代表”。此行需费甚大，伯氏本来尚在犹豫之中，因“此事对于北大可增不少之声价，愿极力为之”。北大国学门遂正式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允诺将所主持的《通报》近4年各号寄赠北大国学门，并代为向荷兰出版人方面交涉减价购买《通报》全份（因后者只愿出售，不肯交换），又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国学门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的8种。
对于中国学术的新进展，伯希和十分关注，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儒莲奖金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
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1935年伯希和来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起专程前往殷墟实地考察。据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聘伯希和为通讯员。1937年，洪业获得儒莲奖，推荐者也是伯希和。洪业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曾旁听过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课，并指出后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年代记载之说的错误，两人因此成为好友。
袁同礼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1930年7月，北平图书馆礼聘伯希和为通讯员。伯氏来华时，曾与袁接触会晤。为此，袁事先向陈垣索还借用的《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Marie-Robert Guignard）来华。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已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
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王“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伯希和主动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其中“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巨，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在今日此诚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画集》（Les Grottes de Touen-Hoang，1920）既已印行，此为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题解，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风雨之剥蚀，恐原物毁灭已不少，则天壤一线之传，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彼乐而许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确如王重民所说：“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
“九一八”事变后，为争取国际舆论，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扩大中国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在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份协助中方的努力，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各美术学术团体发起主持，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术馆连续展出45天，伯希和与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中国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均未成功。这次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热烈反响，开幕式各界来宾达2000余人，法、英、德、俄、意等国的报刊发表评论200余篇，应观众要求，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盛”。
1935年5月至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偕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往英国的古物。他先到北京，与当地学者会晤。5月5、18、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长校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的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并受顾颉刚之托，带信给在巴黎的王重民，请搜集欧洲所藏《尚书》敦煌本。
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辞。该馆以伯希和曾经亲临的涵芬楼为基础扩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叶景葵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
至于伯希和承担的为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选择古物一事，却始终有些波折。学术界反对的声音虽然平息，伯氏的表现仍然招致微词。参与其事的林语堂不无讽意地描述道：“外国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你说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的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有口口客气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说，若有所觉，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没有。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人卖弄的一副绝妙图画。”但该展览举办后，在欧洲引起东方美术热潮，效果相当明显。1936年1月，参与展事的傅振伦赴欧洲考察博物馆事业，拜访了伯希和，经其介绍，得以入库参观罗浮宫所藏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