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这是他重视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基础。而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得导师沙畹的启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史语所的宴会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讲话对自己推崇备至，答词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他说：“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这种认识在欧洲汉学界确属凤毛麟角。当时英国汉学家中名气最大的维列“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
由于热爱中国文化，伯希和虽然被一些法国同行指为目空一切，却能顾及中国学者的感情。1933年来华时，傅斯年问他“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就外国人而言，这一态度较那些“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伯氏一直关注日本东方学的进展，而以巴黎所藏有关日文书籍多有缺失为憾，早在1931年就与羽田亨联系，拟赴日本考察交流，因故一再延期。他此行已先期与日本学术界接洽，计划3月中旬到东京，举行4次讲演，并且公布讲题，分别为：1.古代中西交通，2.中国外来诸宗教，3.东土尔其斯坦的考古学研究，4.关于蒙古史诸问题。他最终放弃东渡计划，主要原因当是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直到193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参观东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国大学等学术机构。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识渐强，禁止外国人肆意劫掠，参与敦煌盗宝的华尔纳、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进一步企图，相继遭到禁阻或约束。伯希和则比较自律，尽管在1916—1919年任职北京使馆期间，他有过新的遗址发掘计划，因经费困难，曾提议与华尔纳一起再到中亚共同进行。但他尊重中国人的感情，严守戒律。他来华购书，“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较日本人多通过使馆直运，不啻天壤之别。1935年5月，伯希和对胡适说：“今日有人反对掘古墓，此非坏事，实于考古学有益无损。今日中国考古人才尚不够分配，与其胡乱发掘，不如留以有待也。”
不过，伯希和的感情并不影响其学者的理智。一方面，他结交中国学者不仅仅为获取材料，更重视后者的研究。不像斯坦因之流，夺宝之余，还指责中国无学问。他充分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古籍尤其是唐宋以来文献的版本目录下了大工夫的基础之上。天性倨傲、有“义和团学者”之称的傅斯年说：“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绝非谀词。这从伯氏所写《说郛考》一文引用大量中国文献，尤其是各种丛书可以得到印证。同时他十分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业绩。王国维说，1919年春伯氏与罗振玉在沪相遇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叹服“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呜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学业者，岂偶然哉”。不仅如此，伯希和还积极向国际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史学者的成果，除了评介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对屠寄、柯劭忞的蒙元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张天泽的《明代中葡贸易考》，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以及各种考古新发现等，均有所评论。所以傅斯年称：“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
另一方面，伯希和仍以对待本国同行的“文雅的树敌艺术”——即十分严厉的学术批评——来对待中国学者的成果。他称《明代中葡贸易考》虽对澳门发源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但“在他说明之后，此历史仍旧迷离不明”，“以1933年作考据之人，引证及于百年前之废书，未免可异”；认为《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有关系的材料不少”，但“错误很多”；谢无量则“鉴别力甚微”。
尽管伯氏在公开场合推崇过一些亦官亦学者的贡献，总体上对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不甚满意，而最佩服王国维和陈垣。王国维死后，他在《通报》撰文悼念，称之为“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1933年离京前，他在车站对送行的中国学者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即使如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仍有近乎严苛的评议，坦率指出其欠缺，如认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古文史料太不充足等。
伯希和要求留学生也极为严格，据说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将论文通过，伯希和因而感叹：“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当时赴法留学的青年甚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人甚至误将伯希和所在的法兰西学院与中学混同，入内听讲而完全不懂。由北京大学派赴巴黎留学的刘复，学位论文口试时经历了巴黎汉学正统的洗礼。担任评委的6位学者，包括以伯希和为首的3位汉学家，考试进行了6小时，“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刘复随即被接纳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并获得1925年度法国最高文艺学院的伏尔内奖（Prix-Volney）。
伯氏之说看似苛刻，却并非偏见，与中外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黄侃、朱希祖、尹炎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巨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相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唯陈垣足以当之。陈寅恪则推崇道：“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王国维的成就更不限于史学。胡适虽将他列入旧学者，却推为今日中国12大人物中的三学者之一。其余二人章炳麟时代已过，学术半僵，罗振玉没有条理，而王国维则是所有旧学者以及包括梁启超和胡适本人在内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中“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陈寅恪更认为其著作“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正因为伯希和的评论严而不偏，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其苛词竟能表示欢迎。早在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会面初始，罗振玉就对这位年仅31岁的洋学者的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1933年伯希和来华，傅斯年一面介绍中国学者的努力和进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国学人，在这几年中已大大的扩充了他们的范围，勇敢的尝试些新方法。一时的现象或者不免缺少条理，但如果不受外来侵略的破坏，几年中将有极坚实的结果出来”，一面则请其“对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气的批评”，并且认为：“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
不仅如此，伯希和的批评还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路向。陈垣曾对胡适慨叹：“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陈垣的这番感慨多次对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国学门恳亲会上就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但陈垣所说，绝非简单的位置胜负，而是关系学术正统的承继。所谓学术正统，一要占据时代的潮流主导，二要延续古往今来的学术大道，方法领域相合，万变不离其宗。法国汉学成为学术正统，与伯希和地位的确立恰好同步。正如当时法国总统所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而中国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亦然）自道咸以后，正统崩坏，异军复活，推陈出新之余，不免似脱缰野马。晚清今文经学大盛而“语多妖妄”，已为一例。喜欢“截断众流”的胡适，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异军先锋主帅。他对以正统派观点自居的冯友兰颇为不满，连带及于陈寅恪。但偏离正宗，恰是其贡献主要不在学术的症结。
学术创新欲求恒久，必须变而不离正鹄，基础在于继承古今中外学术传统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汇，学术路径不同，趋向则一。正如傅斯年所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漠。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伯希和不仅“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对中国文献的掌握，不仅在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因而能够融汇发扬中外学术之正统。
由本土而域外的陈垣与此殊途同归。桑原骘藏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陈垣告诫后进治学应去空泛求专精，“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也是为了入大道而远旁支。
目睹刘复口试全过程的赵元任显然对法国学术的纯正产生敬佩之心，鼓励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学习语言学。王国维、陈垣等也提倡后进赴法、德学习东方古国文字。而日本师法巴黎学派令学术猛进的事实，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伯希和式的严词，具有“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的积极作用。傅斯年在介绍伯希和时，多次强调其对巴黎学派正统的领导地位，并宣称：“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
直接受伯希和影响的还有胡适和陈寅恪。胡适与伯希和的交往持续10余年，会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际，还与之有所接触。但他对有关禅宗史的道宣《续高僧传》价值评判与伯氏不同，进而疑心后者的中文程度，对伯氏的学生也有些看轻。诚然，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不过胡适别有原因，其美国留学背景令他对欧洲学术多少有些成见，而在所结识的欧洲汉学家中，他与英国的维列、德国的福兰克等人更为投缘。只是伯希和的学术至尊地位，令胡适不能不特别在意他的品评。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车站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适当面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日记恰好缺载，从他人旁录中仍可窥知一二。
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接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应则为事实。只是胡适认定的角逐对手并非梁，他后来下大工夫于《水经注》公案，令有关专家们至今不明究里，显然与伯希和所言不无关系。从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屡有质疑，而治全、赵、戴《水经注》案，既证明王国维动了正谊之气，也能表现自己更会严守科学方法。可惜想法不错，取向不佳，仍难以借此预学术之潮流。
与陈垣并称近代史学二陈的陈寅恪，虽然20世纪20年代就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席，年龄毕竟小了一旬。他与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为敬重，其学术主张中不时可见伯氏的影子。学术渊源与范围相去甚远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来自他的认识。陈垣欲与伯希和通信，还要向他索取后者在巴黎的地址。陈寅恪即使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极不耐烦应酬，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做东。伯希和从吴宓等人处获悉陈寅恪见重于中国学术界，对他也很器重。1938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慕阿德退休，陈寅恪电告愿为候选，胡适写了推荐信，伯希和则答应“允为助力”。据说剑桥允聘其为汉文教授，陈以病目未应聘，后改聘牛津。
伯希和的推重仅及于王国维和陈垣，一则因陈寅恪的两部力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无由得见；二则陈早年多循欧洲东方学脉络，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勘中国旧籍内典。而在这方面，由于传承、环境、资料等条件限制，尽管他已超越前贤同侪，为中国学者最擅长此技之人，也很难在为数不少的欧洲专家中技压群雄。伯希和本人即通晓多种外语，“于亚洲诸国古今语无不深造”。对此国人或眩于陈寅恪所知语种之富，他本人却深悉自己在此国际学术领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时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抗日战争后他将所藏东方语文书籍尽售与北大，也是一证。其转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国际汉学祭酒的态度，显然不容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外学术相互沟通，仍有各自的正统在。陈垣后来也回到禹域之内，讲传统政治史而得成正果，与陈寅恪殊途同归。后者更进而将本位汉语的工具作用发挥到极致，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述的历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