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就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胡适之右。这种关系，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汉学界各派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新潮的态度和看法。其中部分史实已为前人有所涉及，如胡适与青木正儿的通信，与钢和泰的交往等。但在胡适研究各种形式的众多成果中，有关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实还有待发掘清理。这不仅可从胡适的海外“朋友”方面深入地了解其为人和学术，更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外学术界的呼应程度。因为胡适毕竟是近代中国“输入新知”方面的重要代表，而“整理国故”虽然并非新知，各方对此又褒贬不一，实际上却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胡适自称生平抱三个志愿，即提倡新文学、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虽然都实行无力，反而对后者较为满意。甚至曾为其鼓吹白话文学拔刀相助的陈衡哲，也认为胡适真正站得住的成就“还是考据，尤其对几部小说的考据”。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西方汉学界的概况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而胡适与西方汉学界的接触，刚好从较薄弱的英、美开始。1914年8月2日，尚在康奈尔求学的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当年第7期，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录原书影本。《敦煌录》为数年前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物之一，“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钞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而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看后不禁道：“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半年后，他收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书记寄赠的校勘记抽印本，知翟来乐已自认其误，并重新译过，刊于该杂志1915年1月第5卷，又觉得“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
涉足国际汉学，对于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实为不务正业。但此番试笔，起点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体水平不算高的英国汉学界可谓出类拔萃，并得到欧陆同行的承认。这对胡适改换门庭不无作用。当年他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John。Dewey），选题却是后者完全陌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后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胡适在哥大很快结识了德国籍中文教授夏德，这是当时国际汉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他生于德国，在柏林等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以研究罗马喜剧获得学位。后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广东、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重庆等地任职。其间业余研究中国问题，曾任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委员、主席，获普鲁士政府授予的教授衔，并被推举为南德巴燕邦学士院会员。1895年退职后专心致力于中国研究，因在德国占领胶州事件上与李希霍芬意见不合，在国内难以立足，经英国汉学名宿翟理斯等人推荐，1902年起应聘为哥大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夏氏论著丰富，水准颇高，尤以广博著称，被视为在美德国籍学者的双璧之一。日本专门研究国际东方学史的石田干之助认为，如果20世纪前半叶称为“沙畹—伯希和—洛佛尔时代（Chavannes-Pelliot-Laufer Age，后者亦译为劳佛）”，此前则不妨叫做“夏德时代”。
转学不久，胡适就从夏德处获悉，据端方说，哥大所藏中国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并非雍正年初版，而是总理衙门仿印。但“雍正初版并不如后日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铜字不完，或有所阙，则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对极精故也”。据说夏德是胡适论文的主要指导教授之一，可惜胡适日记后来反而不记专业之事，不知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参加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6位评委中，夏德是唯一懂中文的人，则此番口试未获通过，夏德的意见相当关键。因为胡适的直接导师杜威极口称赞这篇后来引起不小风波的学位论文。胡适对自己论文答辩时的表现与反应从来讳莫如深，唐德刚称胡适博士学位稽延的最直接原因，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夏德的中文“亦不足以读原著”，未必属实。因为读原著与审论文并非同一事，胡适的读法在金岳霖看来也不免牵强附会。况且夏德号称渊博，代表作之一又是《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908年哥大出版），为其在哥大的讲义，由盘古至秦统一，虽然主要依据《绎史》，未一一深究基本史料，但在欧美汉学界，当是够格评审胡适论文的有数人物。
关于夏德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态度，遍查各书，唯一可以找到的记载是金岳霖间接听闻的一段故事。据说夏德懂天文，“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金岳霖估计此言不虚。尽管他对胡适的学问历来不大恭维，这一判断倒并非成见。
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4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所发的一段感慨：“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似显露其心得与不满。
与此相对，后来为南高学派要员、主张以人文主义救实用主义之弊的刘经庶（伯明），先胡适三年以《老子哲学》获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另一德籍美国汉学名家劳佛所激赏。而且据说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对中国学生来说最容易过关的两所大学之一，“在那里读博士学位是懒汉之举”。夏德不久即退休，1920年返回德国，从此闭门不出，罕与外界交往，通信亦不复，两人之间毫无联系。胡适后来竭力推崇杜威，却几乎不提夏德之名。1926年他赴欧羁留数月，并曾到德国，虽有经济上的限制，可是从未起顺便参拜师门之意，异乎情理及其“旧道德楷模”的禀性，除非二人不大投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