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术史往往面临两难：本来史料所出时间愈近于史事为愈可信，但学术评价却须经历时间检验，同时代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得不留待后世。而后来者虽然可以凭借历史积淀，但仍须有所取舍，除非证明自己的见识高于前辈，否则所论难以征信，则复以前贤为依据。其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史学首重寻求客观真相，而评价学术，无论当时或后世，均为一己之见的发挥，主观色彩极强，难以藏拙而易于露丑，稍有不慎，即流于凿空逞臆。因而近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中外学者如内藤虎次郎、胡适等人推崇备至的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陈垣也讥为读书少而好发议论的乡曲之士。解决途径之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张，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具体而言，即考察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因此，与一般的学术史不同，本书所重不在学术成果的评介，而是揭示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学者用笔写的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样也是值得深究的历史。认识后者对于理解前者尤为关键，而且如此一来可以寓史法于史学之中。
乾嘉以来，清学独重考据，以治经为统，结果小学大盛，附庸蔚为大国。清末民初，学术演变，经学解体，学者心力所集，由经入子入史。治学之道，要言之方法则一，具体而论，主要缘治经而来的校勘、训诂、考据之学，用于经史子集，当各有分别。此事章炳麟和胡适曾就治《墨子》之事有所辩论，胡适认为治一切古书的途径如一，“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大义的考定”，不承认章氏所谓“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而“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
经子治法的分别，是否如章氏所论，为一专门，治史则显然与治经不同。前者在校勘、训诂之后，最重要的是征故实显寓意以明义理。王国维、钱穆等人以史入子治经，即主张义理自故实出。这正是主观变为客观，思想还原历史。理解文献，须通晓全部字义、故实、寓意，其法大别为二，即文本与语境。胡适提倡考据、校勘但重古本，一般而言固然不错，但文本不通或误解，往往不在字义不明，而是故实不清，语境悬隔。只有通语境才能解文本。通语境的关键，在于掌握相关故实，相互参证，以解今典。经、子难治，主要即在资料遗留鲜少，无法解今典，不足以明语境，因而训诂难定，古义难求。这种情况，比照近现代史实尤为显然。有时甚至依据文献底本，亦不免隔滞误解。只有用功收集中外史料，相互比勘，了解把握各种关系牵连，解今典以通语境，文本所指之事及所寓之意，方可水落石出。
以胡适本人为例，其治学主观色彩不免过重。所究古代思想史，在通经、子之学的章炳麟和专攻西方哲学的金岳霖看来多是穿凿附会。其治清代学案，亦有此弊。梁启超指责胡著《章实斋年谱》对旧说下批评，不是做年谱的正轨。“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后来姚名达遵胡适所嘱欲加修补，不料可改之处太多，只好重写。姚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曾经梁启超校阅，与胡著不同处，一为只记述，不加解释批评的议论，以免失谱主原意；一为多引自述而少引论文；大抵是运用梁启超的方法。只是梁误以为考证的功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乃至清初人做年谱，无须多加考证，因而难以解明相关故实和语境。所谓随事说明几句，仍然难免主观臆见。
说时容易做时难。尽可能详尽地收集阅读有关的报刊、文集、信函、日记、档案、传记、回忆录等资料，觉得窥大略不难，拿捏得当不易。就字义一般而言，读懂近代文献可以轻而易举，但史料愈近愈繁，不易收集完整，而故实激增，语境复杂，难以把握周详，理解起来自然窒碍重重。如日记、信函，除专为他人观看而作者外，不仅为第一手资料，且多记载不为外人道的秘事隐言。可是近人日记、信函或记载过略，或用词太晦，每不解其所指人事及用意。凡人误以为治近代史易作文章，实则多将能读懂的片段抽出，以外在观念组织敷衍，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此种偏向，为近年海内外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史料价值愈高的文本（如诗文、函札、日记），未解的语结愈多，利用愈难，愈容易被忽视。结果，一味走偏锋求新奇，史实的内在联系被割裂肢解，以外在观念重新组装的认识解释愈有系统，离事实真相愈远。只有比勘各种文献，掌握有关人事的相互关系，才能逐一解开语结，理解文本，进而发现内外联系，从虚实两面认识真相与真意。
此法于中国学术史尤为重要。近代中国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批评，不议论臧否人物成为美德。除了输攻墨守的论战，较严格的学术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现，且多曲笔隐词。20世纪30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的一批后生颇有牛犊之气，所写中外时贤书评的好恶分明，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堪称异例。多数学者，往往不在正式场合发表批评意见，即使有所论议，也多有保留隐讳。胡适评梁启超，傅斯年评顾颉刚，均不免口是心非。因而公开评论反而不足为主要依据。倒是在非正式场合如亲友通信、席间闲谈之际，议论褒贬人物往往是重要话题。所谓“高谈经世者，固足觇学识所极；而随意短笺，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尤可见一时士风政态之真”。其言辞之尖锐，观点之犀利，态度之严厉，令习惯于公开批评的外国学者也不免感到意外。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交留学北京的吉川幸次郎，对于学者们议论清儒时贤的恶口相加，如指纪昀“没有学问”，颇感惊讶。只是这种场合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人心中的那一本账，常常只在知己面前才会翻开来让人仔细过目。若以片言只语立论，结果往往是盲人摸象，而非管中窥豹。或以为研究胡适有四面看山山不同之虞，其实，不同也反映真实的一面，只要不以偏赅全或为假象蒙蔽。而欲见真实全息图像，则非在上下里外、前后左右看个清楚，并融会贯通不可。世间只有一位胡适，却有无数胡适相，即由于各自眼界的偏与蔽扭曲变形而成。真胡适反而很难全面直接得到展现。
评价学术，本来成就大者见识亦高，论人论学，足以引为论据，并非泛泛而谈者可比。但在中国，功力愈深的学者，对于同时代人的学行愈是三缄其口，惜墨如金。近代学术史上成就最大的几位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均以不议论臧否人物而为人所称道。张尔田自称与王国维相处数十年，未尝见其臧否人物。果真如此，则后来者议论近代学术或不得不束之高阁。其实，没有对于前人和同辈的清楚认识，学术如何传承发展？幸而被公布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函，显示王在罗的面前几乎无人不加评点，连张尔田本人也不能幸免。可见所谓王国维常病学者孤陋寡闻，而独佩孙德谦、张尔田之说，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铃木虎雄的印象是，王国维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以王国维为沈曾植贺七十寿诞所写序文看，似可印证。但也只能说他在同时代学者中对沈的评价最高。其全面看法是：“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不似对他学时有奇说也。”则公开赞誉也有条件。张尔田所言，作为评议王国维的依据不足征信，反而表明他与王国维交情尚浅。
此外，王国维虽然极少称许时人，对自己的研究却坚信不移。他对人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以及在讲堂上向学生声言其结论不可动摇，均为学者罕见而应有的自信。一般人包括梁启超但称道其极其谦虚，有失全面。高明者的自信，基于严谨用功，一味自谦，或是掩饰治学的敷衍。陈寅恪后来自称不议论时人，今人多以为其一生信条。其实他虽然少写商榷文字，议论人物却常常一语中的。他对热心办三青团，“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的姚从吾，断为“愚而诈”，连傅斯年也叹为“知人之言”。罗常培指姚为“愚而滑”，当也典出陈氏。所谓不议论时人，原本不欲公开树敌，且无需借此制胜博誉，意见多在私下交换，公开点名的只有梁启超，后来则主要是一种政治自保术。史学二陈批评时人，一般不予指名，甚至不显露褒贬意向，需了解同情，才能知其所指及寓意。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象等背景，望文生义地图解文本，往往似是而非。读史当知表面背面，治学术与学者的历史，尤其是较少公开批评的中国学术史，更须知不言之意和字外文章。学术大家评断人物的片言只语，往往为点睛之笔。如能发幽抉微，善加利用，正是治学术与学者历史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研究学术史的求真有二，一是所评学案的真，一是学者心路的真。学案真相究竟如何，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曲高和寡。而学者心路的真则每每不易实见。当事各人因利害各异而对同一事实叙述不一，因此事实真相未必能直接求证，相关记述或多或少总反映当事各人的不同印象，且受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直接表达所闻所见。追求事实真相，必须掌握各自的心理。其主要途径，并非借助心理学理论，而是了解相关人事的复杂关系，明了各人态度立场有别的缘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形象。近年来学者传记渐多，通病之一，即往往以传主之是非为是非，不能通晓相关语境。结果不同人物传记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分析评判迥异。求学案之真虽然为研究目的，求学者心路之真更为重要。欲达此了解同情的境地，须追踪事情发展的客观过程，不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去寻求规律，更不能削足适履地迎合模式。随着复杂联系的逐一理清，真相脉络自然显现。
此或近于陈寅恪的同情式考述。有人说观其著述，从所引史料中不能直接显现所获结论，须几重回旋，才能柳暗花明。而对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的了解同情，多为贯通综合史料潜移默化的移情，很难机械证实。读者须下同样工夫，并具有相近见识，否则无法理解。其极端者，为由纪昀痛骂古人作诗而疑其对乾隆皇帝指桑骂槐，此案因无法取证而被搁置，对于理解陈寅恪的方法却不无提示意义。这对域外汉学家而言，几乎无法企及。推崇其学问并得要领者，主要还是神州学人。至于异域学界，号称大家者亦难以体味欣赏。或以统计法驳其所论唐代仕进风尚，殊不知所谓风气未必能以数字多少为指示，恰如今人论太子党然。
或认为推重陈氏未免自夸之嫌，尤其对于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引陈哲三文记蓝文徵回忆与白鸟库吉、和田清、清水泰次等人关系事，疑为误传，甚至质疑陈哲三的人品。此事虚实，尚需进一步考证，从目前所见史料，子虚乌有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学者虽有人认为王国维之后学术所寄，在于陈寅恪一身。20世纪30年代以前，陈寅格在国际汉学界名声的确不大，法国的马伯乐竟不知其名，伯希和在吴宓极力推重后，来华时仍然只举王国维和陈垣为近代中国的世界级学者。日本的东西两京，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评价亦较好的是京都的中国学派。照陈寅恪的看法：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所长在于能用新材料。东京帝国大学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东京的东洋学派，虽与中国学者交往较早，后来关系却不及京都。白鸟库吉与中国学者尤为疏离，他成名甚早而声名甚大，且得到欧美汉学界的承认，治学范围与途径，近于欧美而远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热闹一时的疑古辨伪，不过拾其十几年前的牙慧。要他重视中国学者的成就，确乎其难。陈寅恪早年多因循欧洲东方学正途，后因环境所限，转而专注于禹内。其成就后来居上，出道却晚了一旬。
诸如此类的国际学术界纠葛，影响往往及于学术方法、流派及得失的认识。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东京东洋学派中，传言伯希和剽窃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白鸟库吉尤甚，据说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谈及伯氏。石田干之助等人亦推波助澜。而羽田亨、戴密微等曾予以辩解。此事虚实，尚待深究。伯希和的日语程度在巴黎学派中不及马伯乐、戴密微、考狄等人，但曾多次撰文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至少能够看懂大意。不过，伯希和有国际汉学界警察之称，学术批评极为严厉，对抄袭剽窃之事疾恶如仇，而巴黎学派从来经费不足，许多日文、俄文杂志不得完璧；研究相同相关课题，风格水准相近的学者容易得出相似成果，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白鸟库吉对此深恶痛绝，很可能因为伯希和名气太大。白鸟库吉后来指导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入门之前曾将其论文翻译发表而未说明，被披露后尚遣词辩解，此事白鸟库吉理当知情，却未置一词。
近代学术史上，类似公案不少，与其流言飞语任我行，不如弄个水落石出，天下大白。这并非摘发隐私，而是学者以名维生，学行亏则名节失。余英时所究郭沫若《十批判书》与钱穆《诸子系年》的渊源，现在经人重新审理，问题转给了原告。其实郭著当年口碑不佳，认为不及冯友兰思想之细和钱穆考证之精，只是未有断为剽窃者。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类公案的论辩中，学者往往表达相互看法，留下探寻其心路历程的雪泥鸿爪。学者著史，以学以行，敢不懔惧再三！
拙稿得以完成，当感谢众多师友，尤其是海外前辈同行的支持帮助。首先，承蒙卫藤沈吉、野泽丰、武田清子诸前辈和容应萸教授的盛情，赐予机会于1992—1994年赴日本访问研究，使我能够大量接触日文资料并提高使用能力。其间及此后在收集史料，了解学术方面，得到东京的滨下武志、山田辰雄、久保田文次，京都的狭间直树、森时彦、石川祯浩诸教授的帮助。复蒙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主任白永瑞教授和瑞南财团的邀请，1997—1998年到汉城（今首尔）访问研究一年，查阅日、英、韩文报刊书籍，补充台湾版的资料。这些正是我僻居岭南越来越感到缺乏的。1996年赴香港开会之际，又承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博士的关照于会后短期逗留，查阅有关资料。此外，牛津出身，家在香江的程美宝博士以其来往省港之便，也代为复印部分资料；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的傅佛果、季家珍教授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力教授曾赠送有关书籍。旅韩期间，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社会颇有动荡，其间治学生活及学术交流得到白永瑞、裴京汉、张义植、车雄焕、金希教、郑文祥、金承郁、朴敬石、赵耕禺诸位教授学友的多方协助，得以在安静便利的环境中专心向学，研究进度不止成倍提高。95岁高龄的杨堃先生欣然赐教，获益良多；有中国藏书第一家之称的田涛先生慨允观其私藏，并赐赠资料；本系的陈锡祺、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刘志伟、陈春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茅海建、虞和平，三联书店潘振平诸师友或述其亲历，或提示资料，或指点迷津，或给予方便。没有上述机缘，此项研究难以顺利完成。
1998年5月初稿于汉城
1999年3月改定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