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此前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此后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20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和叶理绥（S。Elisseev），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堃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傅斯年在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高本汉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高本汉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凭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ung P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以英、德、俄为典型。“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见叠出，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