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受中国儒教文化浸染最深的东亚国家，其宿儒甚至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为蛮夷。近代以来，这种影响一直持续。1883年，统理衙门博文局编印的《汉城旬报》报道了英国几所大学设立汉学科的消息，该刊不知这是欧洲列强对华利益的驱动，反而以为：“由此观之，可谓汉学之西行，而夫将以斯文启全球之奎运也。”此后在列强的压力下，朝鲜朝野的态度逐渐改变。甲午中国战败，形势根本逆转。据1918年到汉城的蒋梦麟描述，当时朝鲜民间人士对于中日两国的态度，年老的一代惋叹充满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青年则对日本仇恨，对中国鄙夷。但在民族独立与变革求新方面，又和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引导其参观王宫的精通汉学的老学者，经过闵妃被刺处时心情沉重地说：“我国现在要振作也太晚了。我们的国王已经因沉湎声色歌舞而贻误国事。但是中国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中国是你的国家，也可以看作我的祖国。”希望年轻的蒋梦麟“好好地为中国努力”。
此外，20世纪初期以来朝鲜留华学生为数不少，并开始谋求结合团体。起初因人数不多，又分散在南北两京，相距太远，未能遂其志。后来留学生人数增加，先以地域为基础结合，成立了上海留沪学生会、南京学友会、苏州留吴同学会、北京高丽留学生会。在五四运动风潮的鼓舞下，继而于1921年夏由留沪学生会和南京学友会发起，筹划组织全中国高丽留学生会，7月，首先成立了高丽华东留学生联合会，就读于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朝鲜留学生加入者达130人，以郑光好为会长，卓明淑为副会长，金善良为议事长，职员及议事员有姜斌、金柱、朴赞永、朱耀翰、李康熙、崔志化、安原生等。他们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性的学生组织活动，先后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弱小国家大会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并注意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报告回国。一些成员归国后，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动者。如议事员朱耀翰于1926年5月创刊《东光》杂志，任编辑兼发行人，提倡个人主义，精神启蒙，其精神背景为以安昌浩为中心的兴士团。据说这是韩末和日帝时代朝鲜国内唯一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民族主义的大本营。朱氏原来留学日本，1919年2月曾创办《创造》文艺杂志于东京。
以此为背景，东亚各国学术界之间的共鸣增强。20世纪前十年，以王国维、狩野直喜等发端，中日学者关于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兴起。受此影响，朝鲜汉文学者梁白华（名建植，字菊如，号杏村洞人）于1917年11月在《每日申报》撰文《关于支那的小说及戏曲》，指出：“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有利于发达本国文学，支那文学输入朝鲜三千余年以来，给予极大影响，深深扎根，故不解支那文学，不能于我国文学有一知半解。况且支那文学具有一种特性，于世界文坛大放异彩。支那为东洋文化源泉，思想郁然磅礴，词华灿然焕发，合北方沉郁朴茂与南方横逸幽艳成一雄浑壮大的支那文学，浸及于朝鲜、日本。《诗》三百篇，秦汉高古，六朝丰臆，唐诗宋文，元以后小说戏曲，上下四千载，兴亡八十余朝，富赡文学，滚滚然不绝，文星之多，无与伦比之盛。”面对中国文学的丰富浩瀚，梁氏自觉无力窥见全豹，有意专治具有研究价值又鲜有人着手的小说戏曲。该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说戏曲发展简史及其对朝鲜的影响后，指出小说戏曲具有平民文学性质，希望与正在输入的西洋文学融贯调和。这与京都支那学的观念极为近似。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世界上最早有所反应的地区就是东亚。朝鲜1920年6月创刊的《开辟》杂志，以开新纪元，创新时代，养新人物为宗旨，当年10月第4号发表主编李敦化的《朝鲜新文化建设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识、普及教育、改良农村、都市中心、科学专家、思想统一六个阶段，实现新文化建设。同年京都《支那学》第1—3号刊载青木正儿《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国际汉学界首次正面报道评论新文化运动。后又刊登青木正儿所撰《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但青木正儿反儒和注意新文化，在日本实为例外，其杂志也不是京都学派的机关刊物。朝鲜则不同，在文网甚密的情况下，长期大量报道译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状况，一些杂志也与中国的同名，如《现代评论》、《学灯》、《创造》等。《开辟》第5—8号及23号刊载梁白华翻译的上述青木正儿的两文，欲借鉴中国文学革命，创建朝鲜的新文学。青木正儿后来以研究中国近世戏剧知名，与有志于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梁白华堪称同调，两人或许另有联系。
1920年12月，《开辟》社致函胡适，请其为新年号题词。胡适从留学时代起就关注亡国的朝鲜同学，对其境遇充满同情，常以无力相助为憾，接信后，于12月19日题写了“祝《开辟》的发展”，并复函称该杂志“为东方文学界之明星”。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也题词：“《开辟》：威权之敌。”另有上海《兴华报》社的祝笺。后来胡适致函青木正儿，对《支那学》将变成一个“打破国境”的杂志表示“极欢迎”，赞扬《开辟》译登青木正儿的文章，“也是打破国境的一种现象”。
此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主张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陆续为朝鲜的报刊介绍评论，如整理国故、新诗创作、白话文、大众语、国语统一及汉字改革、东西文化论战、非宗教运动、国民文学与普罗文学等。关于胡适著述有李像隐译《实验主义》（载《现代评论》），吴南基译《孙文学说之科学的批判》（载《新朝鲜》），金刚秀译，李季著《胡适著哲学史孔子论批评》（选译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6章“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载《新兴》）以及胡适的几首白话诗。梁启超著述有《新民之新理想》、《民族解放的基调与自我解放原理》（载《新民》），《知识教育政治教育》（载《开辟》）。以“北旅东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树立新东洋文化》，论述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重点评述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梁启超的新学会宣言，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京大学新教育，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王世栋的新文学革命等，全面介绍中国改革旧思想旧文艺，建设新文学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对朝鲜社会有所裨益。同一作者还载文论述中国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作为朝鲜文化运动的借鉴。另外《新民》杂志译载了中国范丽诲的文章《新中国及其国学主张》，介绍中国正在将传统的五经改造为哲学、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学科。
梁建植除继续翻译撰写有关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论文作品外，还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介绍，在《东光》、《新民》、《新生》、《文艺时代》、《如是》、《文艺公论》、《东明》、《东亚日报》等报刊先后翻译中国的传统及新编戏曲《西厢记》、《琵琶记》、《东厢记》、《四弦秋》、《桃花扇传奇》、《马嵬驿》和小说《水浒传》，发表了《水浒传》、《五字嫖经》、《〈红楼梦〉是非：中国的问题小说》、《元曲概论》、《从艺术上看〈西厢记〉及其作者》等论文，介绍评论中国、日本有关研究和翻译的得失。如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论文，从分析作品的情节寓意、人物塑造入手，比较与《水浒》、《金瓶梅》的特色，并重点评述了红学各派的观点，涉及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钱静方等代表性诸说。此外，他还撰写了《现代思想的源泉：老子学说大意》，叙述老子的生平学说，评介欧洲、日本学者如武内义雄等人的研究进展和趋势；翻译了章炳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主张借他山之石看待中国固有学问。
梁建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评论，既批评旧礼教压抑人性的正常发展，又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他认为文学的反抗精神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穷蹙，因此沙俄时代和最近中国的文坛生机勃勃。礼教本来是为了帮助人性的适当发展，但过度钳制，则导致相反效果。压抑与缠足，即为变态的证明。《西厢记》等作品显示对旧礼教的反抗和对人性的正当追求，是人性从礼教下解放的凯旋曲、纪念碑。这与中国的新文化及整理国故运动较为合拍。和梁氏同为非海外文学派重要成员的丁来东也撰文称，中国新文学勃发之际，一度盛行全盘否认古代文学，后来整理国故热，重新发现古文学的价值。胡适等人依据文学的用语评定优劣，周作人和郭沫若等则主张根据作品的内容。中国文学与西洋诸国比较，各有长短。中国文字为文学的表现器具，重象形表意，意味深长，因而诗歌发达。但叙事诗较西洋为少。近来重视民间文学，则发现弹词等长篇叙事诗。
当时朝鲜思想界的一般倾向是着重讲反儒教以求精神解放。1920年7月创刊的《废墟》杂志，即从泰西、儒教和朝鲜古文化的关系立论，认为：现在地球上仅泰西一隅文化灿烂，一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新思潮起而改造社会，泰西文化将弥漫全世界。努力改造贫弱精神各方面的运动，将作为各种新事业建设的一部分。欲使本国文化于世界有所贡献，令祖先的思想事业影响人类的幸福，就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是从守旧的儒教思想和顽固的礼节下解脱出来，从非科学的教育的班阀主义走向自由发挥才能。现在朝鲜青年复活过去固有文化的暗光，对于将来第二代青年的生活，现今自己的生存价值以及迈向新时代的路程计划，都十分必要。这显然是希望摆脱儒教的束缚，使朝鲜的古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榫。1922年金昶济以《儒教与现代》为题，评论当年中国和日本一些地方举行纪念孔子逝世2400周年的祭典，作者对中国言论界倾向于反孔颇有同感，认为“孔教”过去为东洋道德基础，但现在对社会的支配力已经降低，应当追求新的道德观念。后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予以驳论。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及其调整变化，朝鲜人士也予以密切关注。1928年丁东从北平报道，五四以来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文言，但接受西洋文学，多由日本间接转手，所介绍的古典、浪漫、表现、未来等各种主义，全是“抄书著作家”以耳代目，创作多为模仿，批评也杂乱无章，成功者只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少数人，《小说月报》则主张自然主义。过去的一两年，自然、唯美、趣味、未来等派别均趋于没落，1928年春，受苏俄和日本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学抬头。但是，仅仅一个阶级的文学有所局限，因而将向大众文学转换。同年梁柱东在《东亚日报》发表文章，评论中国文坛关于国民文学与无产文学的论争。梁白华则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中国文坛反新文学出版物流行的怪现象。
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独立后，政治上追随苏俄，学术也受其影响制约。俄国从沙皇时代即注意东亚，并在中国东北设立研究机关。十月革命后，20世纪30年代前，在全苏东方学会正副会长帕甫洛维奇、巴尔托德和鄂登堡的主持下，旧学者受到善用，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基本能够正常进行。俄国原有在华研究机关继续保留，许多学者到中国、日本研究及考察，而不少中国、日本学者也前往苏俄。革命前后，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羽田亨、梅原末治等曾赴俄国调查，与该国学者建立学术联系。三国学者间交流最典型的是关于蒙元史、西夏研究与东亚考古。因此，蒙古学者如Cyben Zamcaranovic Zamcarano（蒙古名Ceweng）曾于1926年访问北京。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很早便在鄂登堡的支持下调查收集蒙古的文字与口传史料，后来参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建活动，又应鄂登堡的建议发起组织蒙古科学委员会，从事有关蒙古历史、文学、社会、民族的研究。
1926年于右任等人访苏途经蒙古，因故滞留乌兰巴托，此即原来的库伦，1925年春，当地曾发现古墓，于右任听说后，欲约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友人入蒙实地调查，因事不果。这时他努力探询有关事宜，经图书馆人员见告，古物已运回列宁格勒，经两国政府协商，同意归还部分文物给蒙古，尚未运到。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道尔济闻知此事，作函介绍于右任于图书馆馆长札木萨赖诺甫。札氏原为布里亚特蒙古人，博学多闻，沙俄时代，不愿受其压迫，乃入外蒙籍，“闻余至甚喜曰：‘君之来虽不能见古物，但与发现之学者可遇，亦不幸中之幸。’”遂介绍其与柯兹洛夫相会，由后者导观古墓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