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经》的作者
据传，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是出自孔子故居墙壁藏书。而孔壁藏书相传为孔子裔孙孔鲋于秦末时所藏，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舍，推倒孔子故居墙壁时才被发现。所以，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但南宋时有人怀疑是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所以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议。按年代先后有以下不同的说法。
（一）“孔子说”
汉代学者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刘歆的《七略》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在这之后，郑玄的《六艺论》，东汉纬书的《孝经纬钩命诀》等都坚持这种说法。《援神契》甚至肯定地说：“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但根据对古代礼节的考证，这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孝经》中曾参被称为曾子，而“子”在古代是对有学问的男人的尊称，一般用来称呼自己的老师，如果作者是孔子，他称曾参为曾子就是不合礼节的，孔子不可能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孝经》里的思想明显融汇了《左传》《孟子》《苟子》中关于孝义的观点，同时《孝经》与《论语》中论孝的观点又不相融合，甚至有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此说基本被否定。
（孔子（前551年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一生修《诗》、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曾子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种说法在汉代是成立的，到两晋时期开始有人怀疑观点的正确性。陶潜在《五孝传》中说：“至德要道，莫不于孝，是以曾参受而书之。游、夏之徒，常谘禀焉。”这种说法有很多漏洞，如果曾参作《孝经》，则不可能自称为“曾子”。在《礼记》和《大戴礼记》中记载的曾参论孝的观点与《孝经》中的观点也多有矛盾和抵触。比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认为子盲目遵从父之不义之令未必是孝，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说：“父母之行，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已。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争辩。争辩者，乱之所由兴也。”还有，《孝经》中也有《荀子》和《孟子》的思想痕迹，孟子和荀子生活的年代均在曾参之后，这在时间上是说不通的。
（三）“曾子门人说”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中说：“《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后又引晁公武说云：“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朱熹在《孝经刊误》中也说：“《孝经》，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记之”。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子门人”可以说是一传弟子，也可以说是再传弟子。这样，时间也可以延至战国后期。但是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用以佐证的有力之辞。
（朱彝尊、（1629年一1709年），中国清代词人，学者。字锡，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
据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考证，《孝经》的成书年代大致在《吕氏春秋》之前，而又在《孟子》《荀子》二书流行之后。杨伯峻认为：“孟轲约死于公元前285年，苟况约生于公元前313年，与秦始皇即位相隔不久，又在吕不韦集门客著书前，《吕氏春秋》著书开始于公元前240年，成于公元前239年，仅历二年而成，此时《孝经》自亦在取材之中。《孝经》之作，当在公元前三世纪期间。”《吕氏春秋》中的《孝行》《察微》二篇均引用过《孝经》里的句子。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蔡邕《明堂》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儒家经典如五经之《易》《尚书》《春秋》等，在先秦均不称“经”，只有《孝经》在书名内有“经”字。因此，《孝经》是儒典中称“经”最早的一部。学者胡平生则依据《儒家者言》《公羊昭公十九年传》《礼记祭义》《礼记·檀弓》《吕氏春秋·孝行览》等史料的记载，初步推断为乐正子春的弟子所处的时代当与孟子相合。根据乐正子春与《孝经》的关系，其师承与《孝经》所记孔子、曾子言论的吻合，所处时代与《孝经》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也相吻合。据此，《孝经》应该是战国晚期乐正子春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录、阐述师说的著作。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
（朱熹（1130年一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六十岁以后自称晦翁。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
曾子（前505年一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子思师从曾子，子思又传授给孟子。因此，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与孔子、孟子、颜子、子思共称为五大圣人。）
二、《孝经》的教育思想
《孝经》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西汉时期，统治者推崇“以孝治天下”，《孝经》也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官定“教材”。
（一）核心儒学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还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刑罚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做了系统而繁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二）孝的作用与范畴
《孝经》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刑罚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论述的是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讲的是“孝”，是“广敬博爱”，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准则。
《孝经》全书更多的是将“孝”这一伦理范畴同政治紧密联系，甚至有时还将“孝”同政治等同起来，表现出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倾向。正是由于《孝经》的这一倾向，使之具有了维护社会、化民成俗的政治功能，而非单纯的伦理道德功能。因此，《孝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孝经》具有了其他典籍所未能取代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同时也是最普及的社会通俗读物和蒙学教材；既被看作是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进身的阶梯，其影响较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