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以后《孝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
一、《孝经》的章节结构
《孝经》主要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两种版本。古文《孝经》在秦始皇焚书时，与其他儒典同遭厄运。今文《孝经》据传出自汉初，为河间人颜芝原所藏，因为是用通行的隶书字体书写，所以称为今文《孝经》。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孝经》一篇，十八章”，郑玄为之作注。全书以孔子与曾子之间的问答方式阐发孝治思想。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从社会人群的角度，分别规定了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应该遵守的孝道标准。第七章为三才章，从天理、人性和社会的角度论述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第八章为孝治章，以君王为陈述对象来讲如何以孝治天下。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应该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第十一章为五刑章，阐述了不孝为诸罪之首的观点。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么重要的道理。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的德行。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的时候，孝子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十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可以感应神明。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第十八章为丧亲章，讲父母去世的时候孝子应该怎么办。
（郑玄（127年一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郑玄先学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7汉代最大的“通儒”，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
二、《孝经》的书题主旨
近代曾有人为《孝经》编制了一个“系统图”，比较简明地反映了《孝经》中的思想结构。比如，在《开宗明义章第一》中指出《孝经》的教育思想依据：“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将“孝”作为对人的道德教化的根据。《孝经》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所谓“本”，即是指的“德行之本”，也就是指出“孝”为人之天性，为人性之本，行乎于内，父子之道也，行乎于外，君臣之义也。这种由“小我”之家向“大我”之国的“孝”道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行为典范作用，“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之于母，爱也；孝之于父，敬也。敬也是明君垂治天下的一贯要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倡导孝道，使其周流天下，自然能“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石台孝经》碑刻于唐天宝四年（745年），题额由当时的太子李亨用篆书写成“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石所刻内容即是“孝经”。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为孝经作序和注释。因为整块碑石立于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取名《石台孝经》，也称“孝经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孝经》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和价值的内涵都被冲淡、曲解或被掩盖，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认识。孝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这是《孝经》的基本观点，也是全篇的基石。对于生活在家庭中的人来说，孝主要体现在事亲上，即对父母的奉养。那么怎样奉养才算孝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其亲。”（《纪孝行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丧亲章》）也就是要以爱敬之心奉养健在的父母，要以哀戚诚敬之心祭奉亡故的父母。子有爱敬之心，则父母乐；子有哀戚诚敬之心，则在天之灵安，这就是孝。
除了直接奉养父母以表爱敬之心外，作为个人，事亲者应具有怎样的修养和品行呢？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父母所给，不能损伤，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宗明义章》）其次，要立身行道，树立自己的德行，以求扬名天下后世、光耀父母来体现孝的深旨，是“孝之终也”。再次，对待外人，也要尊重，不能得罪。即“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最后，要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纪孝行章》）唯有这样才可以明哲保身，避免祸患。《孝经》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协调好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也是对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现实的一种含蓄反映。
有孝就有不孝。《孝经》倡导孝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不孝而言的。《孝经》所说的不孝主要包括：子对父只重视物质供养，而不重视亲情上的安慰，臣对君犯上作乱，骄横妄为，最终自身罹祸，即“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纪孝行章》）
《孝经》用辩证的观点，对孝的内涵做了更全面的阐发，使人对孝的理解更加深刻。人不仅是家庭之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个体，社会中的孝如何体现呢？《孝经》针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分别进行了论述。
（一）天子之孝
要对自己的亲人恪尽孝道，还要推而广之，以此教育人民，规范天下。正如《天子章》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二）诸侯之孝
《孝经》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诸侯章》）辅佐君王，保住社稷和人民才是诸侯之孝。
（三）卿大夫之孝
作为辅佐国君的卿大夫，孝的真谛完全体现在言和行上，言行俱遵行正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这样才可以保住宗庙。（《卿大夫章》）
（四）士之孝
《士章》里说“忠顺不失，以事其上”要忠诚依顺，一心效主。《孝经》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五）庶人之孝
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庶人章》）也就是说，按照春生冬藏的规律进行劳作，是庶人之孝。
这里，对“孝”的含义和内容的表达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中，而非狭义的仅限于对父母之孝。这种以“孝”对社会生活的规范，用孝来解释和衡量的一切行为是一种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政治手段。用孝来规范社会、规范政治生活、协调上下关系，以孝治国，是《孝经》所极力倡导的。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仁政”思想的变通。
通观《孝经》，谈治国之处甚多。尤其突出天子要以孝治国的观点，除《天子章》外，篇中多举先王、明王、圣人之例来加以佐证。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开宗明义章》）所谓“至德要道”就是孝。“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治章》）以孝治国的作用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圣治章》）这里的“本”，也仍然指孝。孝既然对治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天子自当推而广之，“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身作则，遵行孝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也因此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感应章》）强调天子以孝治国，是对“教之所由生也”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后世对《孝经》中以孝治国和天子要遵行孝道的观点往往不予重视和突出强调，实际上是忽略了《孝经》的精髓和价值。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百善孝为先”，“人之行莫大于孝”这几句谚语就说明了华夏儿女对孝道的重视。《孝经》中说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明了每个人首先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孝，然后爱自己的兄长——悌，推而广之即为“泛爱众，而亲仁”。由家庭伦理扩大到社会伦理，由道德范畴扩大到政治范畴，所以孝能治国，移孝以作忠，进而为民族尽大孝，因此也便有了“求忠臣于孝门”。
为了进一步论证孝道之神圣性、合理性和至高无上性‘，《孝经》又从天人关系上寻找理论根据，“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样，孝道就不仅有了人道的现实合理性，而且有了天道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三、对古代教育的影响
（一）《孝经》在汉代的突出地位
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治政思想，因此，《孝经》的价值在汉代被炒作得很火。汉朝历代皇帝均重视社会对《孝经》的习诵，甚至有几个皇帝亲自授过《孝经》。自惠帝后，汉代所有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以此来突出《孝经》在社会和国君治政过程中的地位。在教育领域里，文帝时始设《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诏以《孝经》等未明，令举贤良文学高第。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郡县置学校，乡聚设庠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
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东汉光武年间（25年一57年），诏令虎贲士皆习《孝经》。明帝永平年间（58年一75年），诏令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白虎通义》将它与《春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郑玄则把《孝经》作为“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认为《孝经》起到总汇六经的作用。从教育制度上来看，“汉制以《孝经》试士”，“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从教育实际上看，《孝经》成为初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
（汉惠帝刘盈（前211年一前188年），西汉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前195年一前188年）。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次子，母亲吕雉，在位七年，死时年仅二十三岁，谥号“孝惠”，葬于安陵。）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经》
魏晋之时，三足鼎立，烽烟四起，战事频繁，但《孝经》里的思想依然为统治者所倡导。晋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元年，均由皇太子亲讲《孝经》两次。东晋元帝尤其重视《孝经》，曾作《孝经传》以教化世人。穆帝曾三次亲讲《孝经》，行释奠礼，并集群臣研究《孝经》的经义。南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诏令于国学之中置郑玄注《孝经》。梁武帝亲撰《孝经义疏》，并让昭明太子从小学习《孝经》。北朝诸代也特别重视《孝经》，并将《孝经》立于学官。
（三）隋唐君谕传《孝经》
隋唐时期，《孝经》也颁行天下。唐太宗认为，“行此（《孝经》）足以事父兄，为臣子。”唐玄宗曾两次亲自注批《孝经》，并于天宝三年“诏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国子学设“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孝经》《论语》和《老子》一并被列为旁经，这说明《孝经》和《老子》《论语》一样被视作国子监的必修课程和公共课程。而在科举考试中，《孝经》和《论语》也并列作为必试的科目。高宗仪凤三年甚至规定，《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都必须兼通。在后世；《道德经》曾屡停屡废，而《孝经》一直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
（唐玄宗李隆基（712年一756年），唐代的中兴君主，睿宗的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明皇。英武有才略，开元时期文治武功鼎盛，世称为“开元之治”。后宠爱杨玉环，封其为贵妃。玄宗喜爱歌舞音乐，曾于梨园教歌舞，所以后世尊其为伶人之祖师爷，死后庙号玄宗。）
（四）宋代《孝经》归入“十三经”
在宋代，《孝经》受到统治者重视的程度也丝毫不比以往逊色。虽然在当时疑经之风盛行，许多学者也开始对《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产生了疑问。但宋太宗曾以御书《孝经》赐李至，认为“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者，莫《孝经》若也。”宋真宗曾诏令邢爵撰《孝经义疏》，还亲撰《孝经》诗三章，命群臣赋和，并将《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颁布发行，立为官定教材。宋代一朝宰相司马光也极推崇《孝经》，称“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也曾颁御书《孝经》于天下州学。
（五）金元借鉴《孝经》，用以治政
金元两代统治中原后，移风易俗，实行汉化，推行各种有益于统治的汉族制度，因此也对《孝经》颇为推崇，借以治政。金海陵王天德三年，以唐玄宗御注《孝经》授于学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以女真文《孝经》分赐护卫亲军。金章宗明吕元年，下诏以《孝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诏令国子学以《孝经》为基础教育内容。元武宗时，以《孝经》译成蒙古文，诏令“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以其孝亲思想教化民众，维护统治。
（海陵王，名完颜亮（1122年一1161年），字元功。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熙宗的表弟，他杀死熙宗后自立为帝。在位十三年，后被部将完颜元宜杀死。终年四十岁，葬于燕京郊外。）
（六）明清《孝经》纳入蒙学教材
《孝经》一直就是明清两代社学和蒙学的基本教材，明太祖极推崇《孝经》，清顺治帝又御注过《孝经》，康熙年间刊刻了“满汉合壁”《孝经》，雍正年间又刊行了《钦定翻译孝经》，并有御编《孝经集注》。但是，明清两代的官学和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清代汉学考据学者如姚际恒等人经过详细考证，否定了《孝经》为孔子或孔子弟子所作，毫不客气地将《孝经》归入伪书之列。清代咸丰时曾诏令各省学政，科举考试都要加试《孝经》，但那已是昙花一现了。《孝经》渐渐淡出了官定教材之列，逐渐为统治者和当代的学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