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羲之7岁那年就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研习书法，12岁就已读过前人的书法论述。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划写，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下，可说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
有一次，他练字竟忘了吃饭，家人把饭送到书房，他竟不加思索地用馍馍蘸着墨吃起来。当家人发现时，已是满嘴墨黑了。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和刻苦精神很受世人赞颂，传说王羲之的婚事就是由此而定的。王羲之的叔父王导是当时的宰相，与当朝太傅郗鉴是好朋友郗鉴有一位如花似玉、才貌出众的女儿，名叫郗（KI）浚，年方二八，待字闺中。
太傅郗鉴想选女婿，他知道王导门下的几个子弟都是俊才，便想从中选一个，就写了一封信给王导，说自己想在他的儿子和侄儿中为女儿选一位满意的女婿。
王导当即表示同意，并答应由他挑选。回到家中，他将此事告诉了诸位儿侄们，而这些年轻人早就耳闻郗家小姐德贤貌美，都想自己被选中。
郗家几日后来人选婿，宰相的诸侄儿都忙着更冠易服，精心打扮自己。只有王羲之好像没事人似的，仍然一副旧打扮，并且还躺在东厢房床上睡觉，他敞开衣服，露出肚皮，一手吃烧饼，一手当笔在衣服上比画着，一幅邋遢而又满不在乎的样子。
当郗家来人看过王导诸儿侄之后，向郗鉴回话说王家儿郎个个不错，只是知道是选婿有些拘谨。只有东厢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无奉迎之意，只顾用手在衣服上比画着什么。
这郗鉴一听，就高兴地说：“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的王羲之。此子不露内涵，潜心学业，正是我意中的女婿。”
于是，郗鉴便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王导的其他儿侄都十分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从此“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而流传至今了。
郗鉴选择女婿的方式虽然颇有喜i剧色彩，但他的眼力是不错的，挑选了一个最具有魏晋风度的名士。而王羲之的夫人郗浚竟为他生下了七子一女，且个个都成了东晋社会的名流。王羲之更以书法冠绝古今，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传其衣钵，功力虽然略逊其父，但也颇得真谛，后世合称“二王”。
杨逸治光州一心为民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杨逸在29岁时就被魏庄帝授任为吏部郎中、平西将军、南秦州（今甘肃东南部及陕西部分地区）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如此年轻就委以重任并身兼数职，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耀了。此后，他又被调任平东将军、光州（今山东莱州）刺史。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年轻气盛的杨逸决心在刺史任上大干一番。为治理光州他可谓煞费苦心，不辞劳苦，当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逸集中全力处理事关百姓生计的大事，为办理公务，他日夜操劳，夜不安寝食不甘味，以求安定民心稳定秩序。最难得之处是他能放下刺吏的官架子，时常到百姓中视察抚慰。杨逸深深知道，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争取民心，而要想获得民心，必须体察人民疾苦，从点滴做起。因此，每当州中有人被征召从军，他一定要亲自送行，有时风吹日晒有时雪飘雨狂，许多人都坚持不住，他却毫无倦意。杨逸也深知治政、治军要讲究宽猛相济、恩威并施。他关爱百姓，又法令严明，恶徒狂贼都不敢在州中惹是生非，全州境内一时成了太平世界。
杨逸最痛恨那些奸诈的豪强和匪首，于是在州中四处布下耳目，随时监督，稍有动静就立即剪除。他以严格的纪律约束部属，手下的官吏士兵到下面办事，都自带口粮。如有人摆下饭菜招待，即使在密室，也不敢答应，如果询问他们原因，都说杨逸有千里眼明察秋毫，哪个做了错事都不能瞒得过。
杨逸刚上任时，光州因连年灾荒，当时粮食奇缺，饿死了很多人，杨逸见到这种情景心急如焚，决定开仓放粮赈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管粮的官吏惧怕私用国库存粮会招致大祸，坚决不同意。
杨逸也明白不经上奏批准擅自发粮，如果朝廷怪罪将会有生命危险。可是要按常规向皇上请奏等待批答，文书往来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不知又要饿死多少百姓。于是他决心这次宁可受罪也要开仓放粮，就对手下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开仓放粮由我而定，责任也由我一人担当，即使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死而无憾，与他人没有关系！”随即果断下令开仓，将粟米发给了饱受饥饿煎熬的百姓。然后，杨逸马上写好奏章，向朝廷申说详情。奏章送到朝中，庄帝与群臣谈论起这件事情来，以右仆射元罗为首的大臣认为国库储粮不可轻易动用，杨逸之请，应予驳回。其他大臣则认为情势紧急，应贷粮二万。最后庄帝恩准二万。
杨逸放粮后，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幼病残者仍难活命，他便派人在州门口摆上大锅煮粥施舍给这些人，使之不致饿死。杨逸的这一举动，无异于雪里送炭，解民于倒悬，那些即将饿死而因杨逸及时赈济终于活了下来的百姓竟然数以万计，庄帝闻听事情本末，也以为处置得宜而连连称赞。
后来，杨逸惨遭家祸，不幸被人杀害，死时年仅32岁。全州上下的士吏百姓，听到凶讯后如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悲哀，城镇村落都摆斋设祭，追悼这位年轻有爱心的刺史，人们竟然为他祭奠了一个月。
杨逸一心为百姓着想，为救饥民，不怕承担罪责，自作主张开仓赈济灾民，真是难能可贵。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好处的人，人们又怎么会不打心底里爱戴呢？
陶渊明不为互斗米折腰
东晋时名士，大诗人陶渊明本名潜，渊明是他的字，但世人多称其为“陶渊明”，其不愿为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当时便为天下所知。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到了东晋末期，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陶渊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贫困、人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书作诗。他关心百姓疾苦，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就辞职回家了，随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后来，他陆续做过一些官职，但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已过40岁，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就会栽赃陷害当地官吏。县吏对陶渊明说对于这个人“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
陶渊明个性洒脱，爱好交友，他结识的朋友不分贵贱，但人格卑下的人是他所不齿的。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顿到何种程度！
陶渊明妻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守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尽管生活贫困，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檀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檀道济见陶渊明不想当官，便给了他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聊会儿天后就走了。在东晋政治混乱，且文帝废少帝自立，人民生活疾苦的社会现实下，檀道济竟说“文明之世”，以乱为治，其人格可知，陶渊明因此对他赠送的东西挥而去之。不食嗟来之食。
正是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使陶渊明陷入贫困交加的生活境遇，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伟大的诗人于北魏太武常始光四年（427）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陶渊明原本可以活得舒适，荣华富贵，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人格和气节为代价，于是他选择了艰苦但宁静而自由的田园生活。有得必有失，陶渊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并流传百世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为后世人所景仰。
陶渊明不为高僧改变原则
当时很有名的慧远法师在庐山建造白莲社。慧远德学极高，为时人所景仰，当建白莲社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想参加，并愿出资建造，但为慧远法师所拒。可是慧远却主动邀请陶渊明入社，但陶渊明说：“贵社禁酒，如允饮酒，则入社。”慧远破例许之。陶渊明敬谢，仍不入社，但常与慧远往来。
传说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一住30年，招待客人有个规矩，送客时以虎溪为界，过了虎溪就不送了。虎溪是东林寺门口的一条山溪，因为在东林寺门口栓一头老虎而得名。如果慧远有时不注意送客送过虎溪，老虎就会发出吼声警告他。有一阵慧远与陶渊明，还有一个叫陆修静的道士过从甚密，交谈也很投机，送客时，慧远不知不觉过了虎溪，引得老虎发出很大的吼声。老虎的吼叫提醒三人，三人于是相视而笑，这就是所谓的“虎溪三笑”。
陶渊明对佛教其实是颇不以为然的，尽管慧远为得道高僧，尽管慧远对他始终以诚相待，尽管二人相知为友，但独立坚定的信仰使慧远始终无法说服他相信佛的存在，相信生命可以轮回。陶渊明始终认为人身死神灭，没有什么轮回之说。所以他认为轮回之说是荒诞不经之谈。因此，那句有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有些学人那里便有了另一番解释：南山即庐山，这句诗显示了陶渊明对庐山之上奇谈怪论的不屑一顾。
王弘半路设酒结识陶渊明
东晋时的江州刺史王弘想认识名士陶渊明，因为他早就知道陶渊明的大名，很想结识他，亲自造访。但是陶渊明却认为没有和他结识的必要，于是假装有病不见他。他这样做很有自己一套理由，说起来也是振振有诃，掷地有声：我岂是那种“洁志慕声”的人吗？哪里能以和王公大臣结识为荣耀呢？但是王弘这个人也很有办法，他知道陶渊明喜欢喝酒，就让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半路上摆了一桌酒席迎接他。陶渊明这个人有脚病，走路不能走太长，到了这里一看，路边有个亭子，亭子里还有一桌酒席，酒席旁边还是自己的老朋友，又能歇脚，又能喝酒，还能与老朋友叙旧，这不是天下最美的事情吗？欣然共饮。
王弘等陶渊明坐下喝上一盅，便趁机出来与他相见了，于是陶潜与王弘尽情而饮，以前说过的不以王公为荣的话，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两人一气喝到天黑。
陶潜没有鞋穿，王弘让手下的人现场给他做鞋。手下的人要量一下陶渊明脚的尺寸，陶渊明便随意地把脚伸出去让他们量。王弘邀请他一起回州里做客，问他有什么交通工具，陶渊明回答说：“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王弘于是命人将他抬到州府。陶渊明一路上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受宠若惊之意。后来，王弘只要想见他，一定要在山林中等候。如果陶渊明家里没有酒也没有米了，也会时常接济于他。一个贵为达官贵人，一个平若草民寒士，尽管地位悬殊，但陶渊明却始终保持高洁品格，从未以结识高官为荣。
萧统苦读饮“御寒汤”
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兰陵（今江苏常州）人，生于皇家，是梁武帝萧衍长子、太子，母亲为丁贵嫔。但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其“昭明太子”。
萧统少时即有才气，且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喜愠不形于色。他16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切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只肯吃水果、蔬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赢瘦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
萧统心善，为人极富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错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对他表示嘉许。
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3000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当时世风好奢，萧统“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萧统性爱山水，不好音乐。曾经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宜奏女乐。萧统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有一年，萧统在江阴顾山读书编书时，与桃花庵的一位尼姑儒贞相遇，交往中双双生情，彼此倾心相爱，昭明太子勤奋用功，日夜苦读，又十分节俭，难免遭受身寒腹饥之苦，身子骨日渐消瘦，聪明贤淑的儒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遂急中生智，运用佛家医学知识，结合太子平时口味爱好，精心烹制一款别具一格的汤，取名“御寒汤”，捧献太子，太子食后顿觉身暖气爽，格外受用，心中十分感激。于是儒贞嘱仆人天天给太子熬“御寒汤”做夜餐，经常服食，果然效果不凡，太子身体康复如初，学业更有长进了。儒贞所创的“御寒汤”中，芝麻为滋养强壮品，有润肠补肝益肾和血之功；蜂蜜，可补中益气，安五脏，解百毒，是上等营养剂；大蒜，具有抗菌消炎、健胃驱寒之功。三味配伍，烹制为汤，成了一款药膳，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