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方言版"文学艺术创作形式及其社会认同
一民间"方言版"文学艺术创作形式1．方言的特点方言是语言的一种地方变体，是与普通话有区别的、通行于某一个地区的话语，现在我们所指称的吴语、粤语、闽语、川话等等均属方言，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地方方言是一种低层语体(lowvariety)，本来多用于非正式的场合，如日常生活的沟通、闲聊，家庭生活、购物和用于地方戏曲或曲艺的表现等等。方言的特点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方言不避俚俗、稚叟能道，突显其生动、形象的一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方伎、方书，还是方言，得到的正面肯定相当有限，很大原因就是其晦涩难懂。晋人葛洪在《抱朴子。欢乐。歌因情而发，情因歌而畅，青川情歌在新的时代必将加入更多的内容，反映更加广阔的现实生活。钧世》中说："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说明了古书的晦涩、不为世人所理解，有相当原因是方言造成的，这也正好说明了方言作为传播工具或手段的某种先天性缺失。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方言的表达自由灵活、形象精当，极具鲜明而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个性特征。千百年来，方言总结了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包含着使用者的习惯和信念，刻记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印迹，因此，一定地域内的方言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鲜明的人文心理特征。
(2)方言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风格。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创造中，方言的形成和运用总是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较少受到社会生活某些规则的限制和约束，因此许多方言极具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表现出因地域不同而面貌各具的特点。如人们对一些方言特质的评价：京腔响亮，苏白绵软，重庆话霸道，成都话柔和，甚至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出现了用词用语的不同。方言的风格差异，实则反映了一方土地的语言文化，所以王安忆先生说得好："在以方言、俗语为语言（小说语言）手段的背后，其实是使用语言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特定的文化内容，强调的是语言的文化背景。一(3)方言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是联络乡情最重要的纽带。"同属一个民系的人民对自己的方言有一个。语言忠诚"(languageloyalty)问题，每一个民系都有忠诚方言的倾向。"所谓乡土乡音，"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说的就是方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即"语言忠诚"问题。
(4)方言是各类地方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基石。如小说、戏曲、曲艺、歌曲、影视剧、综艺类节目等。通过方言，可有意识地创造个性化的言说风格，营造独特的地域氛围，表达复杂的生活体验。
2．民间"方言版"文学艺术创作形式就现有的民间"方言版"文学艺术的创作形式来看，已广泛分布在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如小说、戏曲、民间文学、方言影视剧、综艺类节目等。
民间"方言版"文学的创作古已有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征集方言来了解各地民情习俗的传统。在具体的创作中，也是以一种宏阔开放的态度，随时容纳民族共同语之外的方言俚语。正因如此，从古至今，民间"方言版"文学已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绽放异彩的奇葩。
任何文学创作，首先得益于思想的先行。在我国历史上，不乏对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评论。如宋代的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就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就道出了方言俗语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其后的《金瓶梅》、《何典》和《海上花列传》等就是用方言土语作小说的成功范例。
及至现当代时期，文人的相关论述更是充分肯定了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意思。"刘半农也认为人物口白的方言化，能显示出"地域神味"。他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而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则显得非常遗憾地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吴祖缃则对皖南方言的生动和丰富进行了赞赏，"平时说惯了这种土话，觉不出来什么，但与现行的白话文比较起来一想，就发现它可惊的丰富与活泼。"周立波更是坚持认为："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话，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主要的源泉。"
王安忆则对这种"自觉"意识（指新时期作家在方言使用中所持的新认识、新态度）与以往的大众语使用潮流作了比较："到了我辈，在对中国文化重新认识的文学思潮背景下，我们又对大众的语言再一次发生兴趣。但这一次兴趣的出发点与以往是不同的，以往的兴趣是将大众语言作为一种生动的叙述手段，而使作品更贴近于大众的思想，内心生活，以使大众更易于接受；这一次则是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
总之，在文人的心中，方言除了具有丰富的语言内涵和极佳的表述功能外，它的内里还隐藏着古今一贯的精神血脉，让方言走入作品创作并极力地表现其神韵，不仅可以唤醒民众对母语久违的亲切感，同时还会唤醒他们的家园意识，弥补人们回归本原的渴望。
早期使用方言反映地域特征的文学作品很多，如<诗经》、《楚辞》等。
《诗经》中的"风"诗，据说是来自于15个诸侯国的地方民歌。但方言大量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在通俗文学，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小说得到发展之后。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则用的是北方语言（主要是山东方言）创作而成的；《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则分别用了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的出现是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一种综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最先使用的语言便是吴语和南京话，最后才逐渐改成了北方方言，但还是有相当的方言文字留了下来，如《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刘氏在一旁接口道"""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没的去打嘴现世。"这里的"先不先"、"现世"都用的是南方口语。在文学史上，还产生了许多以地域为标志的文学流派，如后蜀词人、江西诗派、临川派、吴江派、苏州派，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白洋淀派和现今称谓的海派、京派等。
到了当代，使用方言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刘震云的《手机》等，都是方言运用的特例，其它如以天津话创作的相声，东北话的小品，时下网上流传的各种以方言演唱的歌曲等等，越来越多的方言走进了文学艺术。
3。当代"方言版"文学创作兴盛的原因首先是方言自身的独特魅力，方言作为中国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载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和原住居民的情感，充分体现了民间语言的凝练、生动和富于表现力。"方言版"文学创作的兴盛与方言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其次是当代社会发展状况下的方言保护意识。我国从1955年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后，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除少数民族语言外，广播中的方言节目绝大部分改用普通话播出。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为小品、相声、喜剧等艺术形式的搞笑工具，方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谷。于是有些学者发出"方言濒危，拯救方言"的疾呼，要求抢救和保护方言，当代"方言版"语言文学创作的兴盛便可看作是对方言的拯救。
再次是来自于广大受众的心理诉求。"方言版"语言文学对以该方言为母语的人而言，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人们通过方言语汇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区域文化，而对于客居他乡的人来说，虽然他们是方言中心区的非方言使用者，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方言的困扰，"方言版"语言文学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地方语言的认可和接受，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语境。
竞争日益紧张、激烈的社会，让人们去想法寻求舒缓情绪的突破口。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状态，受社会的影响，人们的欣赏口味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更需要从文学作品中得到消遣娱乐、轻松愉悦，缓解工作和生存带来的压力，需要从文学作品里得到生活的调剂、情感的交流和角色的认同，而"方言版"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
第四是当代"方言版"文学创作还可赢得广大受众，提高"方言版"文学作品的销售量，增加收听、收视率。二民间"方言版"文学创作的社会认同1．语言发展与语言认同语言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任何语言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并产生相应的语言认同。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紧密相关，隶属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美国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在谈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说过："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对此，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述现实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分析也不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通过语言来表现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语言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区域的语言归属的认知和感情，自然要更多的表现出民族、区域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和接触是语言认同发生的前提。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和其它不同形式的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声调可由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变换构成，如词汇中丰富而变化莫测的量词等。这些都表明，语言认同与表述的文化联系是非常密切的。除此，语言认同还与审美意识、生活习俗的制约密切相关，传统的文化艺术、美学意识对语言的文学表达方式影响极大。
2．民间"方言版"文学创作的社会认同在我国的文艺史上，无论是文本艺术，还是影视艺术，人们对文学创作的方言特质并不排斥，反而非常包容。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杂剧、南戏，再到明清小说、各类文学流派，从小说、戏曲到小品、相声、歌曲，再到地方娱乐节目、影视方言剧，文学史上凡是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学创作佳作，都受到了人们的认同。人们认同这些作品与派别，不仅仅认同由地域、方言所带来的形态上的不同风格，而且认同作品与派别的文化品格，尤其是艺术反映生活的共同规律。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重要，由于对艺术规律的认同，甚至忽略地域、方言等表征性的因素。
这种认同不是短暂的，而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以元杂剧为例，其创作的语言形式本是以中原话（主要是北方话）为主，唱辞的宫调以北方音韵为主，在逐渐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就渐渐注重了"剧"的规律，忽略语言、音韵、配乐等因素。所以，元杂剧在后期能够从大都（今北京）自然地转移到南方，许多在北方搬演的剧目转到南方照样可以获得很好的生存土壤，并得到新的丰富与发展。因为这时方言的特质已经不是主要的，"剧"才是最主要的，不同地域的人，可以从对"剧"的审视中找到共鸣。
在大量的叙事文学中，为了更好地塑造艺术形象而运用方言以突出人物个性，是司空见惯的创作现象。有些作品中甚至运用了方言中的粗俗话语，但阅读者并不觉得是粗话，反而觉得形象、生动。因为这种语言的运用，既是方言，更是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具有与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协调性，个性化的语言已成为了点睛妙笔。这些都说明，为塑造艺术形象而运用的方言是人们乐意接受的，好的方言还可以继承。因为在具有明显方言特征的成功作品中，方言无一不是为艺术形象服务的，并且与其它艺术手段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指归，这也是语言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点。反过来说，仅靠单一的方言堆积去完成作品，肯定会适得其反，受到人们的排斥。
如电视剧《孽债》（沪语版），开播后在受众群里反响强烈。该剧不但使用了方言，而且还使用了多种方言。究其原因，不在于该剧使用了方言这种新奇的表现手段，在该剧里，方言有力地烘托了主题，为作品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方言，就没有作品的精妙独到。我们来看看作品的基本情节和主题吧：该剧描写了几个小主人公，从云南千里迢迢到上海寻亲，他们操着一口与上海话格格不入的云南某地的方言。而他们的亲生父母，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骨肉相连的亲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暗示着他们不同的现实生活状况与社会文化差异。在上海这样一个文明、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小主人公的语言显示出他们"外来人"的身份和他们的孤独与无助，也一下子拉开了他们与父母之间心灵上的距离。作品通过方言的运用使我们感受到上海接受他们的艰难，以及他们自身融人大上海的艰难。
北京人艺拟将描写关中农村生活的史诗巨著《白鹿原》搬上舞台，剧中人物的对白将全部采用陕西话。因为只有陕西方言才能体现出那种泥土气息，才能再现关中汉子的倔犟性格。要让观众从中体味出那已被历史风烟吹尽的汉宫编钟古乐，以及那黄土高坡上鲜活嘹亮、荡气回肠的信天游，要体味出关中汉子那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无疑只有从陕西方言那个性独特的语态中去解读，才能深刻理解黄土地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广阔与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