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尊贵，在八旗中属上三旗。清政府曾用他长期担任湖广总督，自上游监视为清王朝支撑东南半壁的曾国藩集团。胡林翼明知其故而不敢动他，迫于无奈才转而与之结好。胡林翼死后，曾国藩虽处处受制亦一再忍让。所以，曾国荃参劾官文一案，实在非同小可，在双方关系中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以致在清朝中央、地方乃至曾国藩集团内部，都引起极大震动，好像除左宗棠、曾国荃之外，几乎无人赞成此举。曾国藩更是进退失据、有苦难言，“焦灼弥月”，深恐由此招来大祸。及至取回曾国荃的密折查阅之后，见“所言皆系正大应说之事，无论输赢皆有足以自立之道”（《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目。），这才放下心来。待到结果出来之后，则顿感处理极不公平，更担心会遭到报复。他在一封家信中说：“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而随后发生的一些情况证明，曾国藩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同治六年十月曾国荃免湖北巡抚职务，回籍“养病”；十一月直隶总督刘长佑受革职处分，赏三品顶带，率所部回籍，其遗缺由大学士官文署理。曾国藩联想起在此之前，湘籍官员如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分别于同治五年正月、二月、八月相继落职，尤其刘长佑备受排挤、欺凌的情形，不禁大发感慨，为之伤心落泪。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说：“官相（指官文）顷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指刘长佑）何故开缺？近日厚（指杨岳斌）、霞（指刘蓉）、筠（指郭嵩焘）、沅（指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复继之，思之悚惕。”（《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23页。）在给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信中又说：“闻带勇回籍之举，系官相密片所请，陷阱下石，相煎太急。富都统来此代为不平，并称印帅受穆公之陵侮，人所难堪。而直隶之官绅军民，无人不服其忠勤而惜其去。弟于印帅归时，唏嘘不忍别，闻富公之言尤为感慨，仕途险巇使为善者增惧。”（《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28页。文中提到的“富都统”很可能是江宁副都统富升，同治三年十二月至光绪六年一直担任是职。）而刘长佑革职之由，则更令湘军将帅不平。刘长佑自同治元年任直隶总督以来，多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同治六年夏京畿发生旱灾，“盐山、静海贩私盐枭”乘机起事，当年十月“由固安、雄县掠霸州，京师震动”。那拉氏应官文密请，革直隶总督刘长佑职，遗缺由他署理。“令下十余日而枭匪平”，那拉氏仍令刘长佑带勇回籍，初赏三品，后改二品顶戴（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4页。）。从这一过程看，显然带有打击报复的性质，似乎满洲贵族失去湖广总督一席，必以直隶总督相报偿。而从湖广总督的人事安排看，清政府的用心亦非常明显。同治五年十一月官文离职，湖广总督由前去查办此案的谭廷襄署理。同治六年正月任命正在前线带兵剿捻的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却让其刚由湖南调抚江苏的胞兄李瀚章署理是职。苏州与武昌相距不止千里，两职何能兼任？清廷作此安排，显然是为堵塞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兼署湖广总督之路。及至曾国荃免职，广西巡抚郭柏荫调任鄂抚，即令其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并将李瀚章调抚浙江，其苏抚遗缺由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升补。早在一年前，清政府即应李鸿章的请求，欲令丁日昌担任苏抚，由于曾国藩的反对没有办成，如今终使李鸿章如愿以偿。如果将官文解职的命令与曾国藩撤消钦差的命令同日下达这件事，和上述情况放在一起考察，则清政府抑湘扬淮的意向就更为明显。具体而言，“抑”的主要是曾氏兄弟与刘长佑，“扬”的是李鸿章兄弟及其亲信。这就更使曾国藩有苦难言，在给亲友的信中，也只能为刘长佑抱不平。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曾国藩集团进行打击和压抑的目标，自同治三年以来始终未变，主要是针对曾家兄弟的，其后具体方式上的变化，不过是针对其“裁湘留淮”之策，又推出了一个“抑湘扬淮”之计。而此策的实施亦并未至同治六年为止，同治九年那拉氏又导演了一出以李代曾之剧，使曾国藩陷入更深的苦恼。
同治九年五月，因天津法国天主堂支持与纵容教民、拐犯迷拐幼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复包庇教堂、接连三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激起民众的反抗，酿成有名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曾国藩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压力，一开始就歪曲教案的性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天津民众，为法国侵略者的罪行辩护，连他自己都承认其有关案情的奏报“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有关天津教案的四份密件》，《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八号，第28页。）最后竟以天津府、县官员发遣黑龙江赎罪，判天津民众死刑二十名、流放二十五名结案，并赔偿各国银四十九万两，派崇厚为中国特使赴法赔礼道歉，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耻辱。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受到全国官绅民众的愤怒斥责和坚决反对，这位在六十年代曾一度被全国地主士绅视为救星的“名将名相”，骤然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一世“清名”扫地以尽，直落到“举国欲杀”的地步。曾国藩面对亲友的责备，辄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谢过，好像在一切人面前都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这时候的曾国藩，很希望他的后台与主子能够给他一点庇护和安慰。这不仅因为几十年来他曾为清政府效尽犬马之劳，还因为这次令其威信扫地的屈辱外交，是他与清政府共同办理的，除隐瞒案情一事应由他个人负责外，整个案件的办理方针和每一重要步骤，都是经清政府批准的。所以，要说责任，那拉氏与奕应负有更大的责任。不料，那拉氏却在这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公开责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8页。），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并于当年八月令曾国藩第二次回任两江总督，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遗缺，由李鸿章补授，天津教案的未了事宜，亦交由李鸿章接办。这等于是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调李鸿章进行复审，使曾国藩丢尽脸皮，灰溜溜地离津而去，很有点“墙倒众人推”的味道。既然曾国藩办理津案的所作所为与朝廷无关，反对者自可放胆攻击，毫无顾忌。这就使曾国藩陷于茕茕孑立、赴诉无门的境地。真是伤心、懊悔之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时论所弃”之人，说“自问（同治）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在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曾文正公书札》，第33卷，第8、9页。）真是伤心、懊悔之至。承办津案前，曾国藩已身得重病，左目微视，右目全盲，经过这次打击，遂成不治之症，时未二载，与世长辞。在此一二年间，曾国藩精神极为痛苦，究其原因，不只一桩，而那拉氏，故技重施，以李代曾，则又不能不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清政府分化曾国藩集团的策略，除上述“抑湘扬淮”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抑曾扬左”。左宗棠生性狂傲，自视甚高，长期以来，对曾国藩在这个集团中的领袖地位，心中很不服气，不时发起挑战。咸丰七年曾国藩因不满于清政府的忌刻防范，弃军奔丧于先，伸手要权于后，论理各有是非，论情则应得到左宗棠的同情。不料，左宗棠无条件站在清政府一边，对曾国藩攻击、责备不留余地。在他的带动下，全省上下一时形成舆论，使曾国藩卒成怔忡不眠之症。同治三年夏秋，正当曾国藩保权保命的关键时刻，左宗棠故技重施，又在幼天王问题上与之闹翻。这无疑等于在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的矛盾一度成为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向清政府表明心迹：倘若曾国藩敢于造反，他是坚决站在清政府一边的。正因为这一点，清政府在对曾氏兄弟心存疑忌、一再压制的同时，却对左宗棠越来越重用。同治五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奉旨回京，就是应左宗棠的奏请，并由他的亲信部属蒋益澧取而代之，使郭嵩焘对此怀忿终生，死不瞑目。曾国藩前面提到的纷纷落职的湘籍官员之一、陕甘总督杨岳斌，即由左宗棠取而代之。左宗棠不仅取代杨岳斌调任陕甘总督，还于数月后授任钦差大臣，同李鸿章一东一西，分别负责进剿东、西捻军事宜。所以，清政府抑湘政策的“湘”，并不包括左宗棠，除曾氏兄弟外，受到打击、压抑的实际上主要是恽世临、刘蓉、郭嵩焘、刘长佑几个人，而刘蓉、郭嵩焘、恽世临三人，都是曾国藩的好友、幕僚、亲信。至于左宗棠两度充任军机大臣，更是曾、李所不可及。此固因左宗棠有收复新疆之功，但在清政府心目中，此事未必会比平定太平军、捻军更为重要，且军机大臣的差委，主要看其是否忠诚可信，同军功之大小似乎了无关系。只是由于左宗棠不善应酬，对清朝官场的适应能力尚不如曾国藩，其两次进出军机处，时间相加还不足一年。但此亦足可说明，清政府对左宗棠的政策，与曾国藩不同，在其实施抑湘之策时，并未打击与压抑左宗棠。同治三年以来，左宗棠地位继续上升，情形与李鸿章相似，却同曾国藩恰成对照。这样，将清政府对待曾、左的不同政策概括为“抑曾扬左”，也就未尝不可了。
清政府压抑曾国藩集团的最后一招是以文抑武，即以言官、词臣从舆论上抑制湘淮军将帅。在清朝统治阶级中，除掌握实权、津要的军政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可以制造舆论的力量，如都察院六科十三道监察御史及翰林院、詹事府所属词臣，他们虽地位不高，既无决策权也无执行权，但却可以接近皇帝，上疏言事，参与一些问题的讨论。而御史还可以风闻奏事，不会因言得罪。所以，所奏无论对与不对，朝廷采纳与否，内阁一旦发抄，便经由报房商印行的《京报》，风闻全国，形成一种舆论力量，即所谓“清议”。任何官员，一旦受到舆论的贬损，便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重者丢官，轻者降调，最低也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因而，一般人都害怕受到“清议”的指责。为官多年的曾国藩，深知“清议”的厉害。早在同治元年，就曾为周腾虎“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之事，发出“悠悠毁誉，竟足杀人”（《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八月初三日。）的感叹。舆论既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那拉氏，就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于是，同治三年以来，尤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积重难返、已成定势之后，那拉氏即与醇郡王奕相互配合，刻意培植和利用清议力量，打击和压抑湘淮军将帅，以致渐渐形成以张之洞、张佩纶为首领的清流派。他们经常聚会，不时上疏，议论朝政，褒贬大臣，“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开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之风”。人们还根据其不同人员的地位与作用，戏赠以“四大金刚”、“清流腿子”、“清流靴子”及“捐班清流”、“诰封清流”（《异辞录》，第2卷，第44页、第30—31页。）诸名号。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对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受到全国官绅民众几乎一致的反对，而其中抨击最力的就是清流派诸名士。那拉氏就是利用这些人，并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君臣名份，制造舆论，操纵形势，压抑与控制地方实力派。不过，词臣的活跃是同治后期和光绪初期的事，同治五、六、七年间那拉氏用以压抑曾国藩等人的舆论力量，主要还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
同治五年正值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因曾国荃参劾湖广总督官文而骤形紧张之际，捻军乘八月中秋之夜，在开封附近冲破湘淮等军修筑的河防，使曾国藩剿捻受挫。于是，京中御史如朱镇、朱学笃、卢镇、穆缉香阿、阿凌阿等人，便纷纷上疏参劾曾国藩，有的劾其“办理不善”，有的劾其“督师日久无功”，有的劾其“骄妄”（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3页。），有的“疏中竟有‘罪不容诛’等语”（《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44页。），使曾国藩心怀忧惧，不敢强辩，只得忍气吞声，自请处分。清廷也就顺水推舟，撤其钦差，命他回两江总督本任，使曾国藩在政治上大丢脸面，有苦难言，灰溜溜地退出剿捻战场。
清政府这种以文抑武的做法，引起曾国藩集团的极大不满。郭嵩焘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历观言路得失”，“敢直断言曰：‘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以言治。’”又说：“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而抑不敢肆其嚣嚚。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谓自是可以长享无事，而议论嚣然。言路之气日张，时事亦愈棘矣。”还说：“（咸丰五年）僧邸（指僧格林沁）引运河之水以灌冯官屯，计工数百里。其时，李开方残贼数百人，无敢议其迂远者。”而今“以侯相功崇德广”，惟“朝廷眷顾稍疏，群小遽从而椰榆之。”（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十八年刊，第10卷，第29、30，28页。）曾国藩读过此信，心感大快，复信对郭嵩焘说：“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正搔着痒处。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列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1页。）真可谓怨忿之气跃然纸上。而其私下谈论则更为痛切，至有以言亡国之说：“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夫劫持。凡一事兴作，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孱暗之君，为其所夺，遂至五色无主。宋、明之亡皆以此。”（《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八日。）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抗辩。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解释说：“王侍御疏中竟有‘罪不容诛’等语，自无忍而不辩再之理。”“然如左公之强梁，乃由禀诸天赋，而人事又足以济之。鄙人本无子路好强之资，又恐运气不济，每讼辄输，用是敛手而退。”（《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44页。）同时，他还告诫李鸿章，“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气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又说：“德门兄弟棨戟，功业煊赫，高明之家，鬼神亦忌，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祜。”（《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43页。）总之是抗辩之事愈少愈好。
曾国藩如此认识和处理此类问题，恐怕也是接受了刘蓉的教训。同治四年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疏劾奕，其中“纳贿”一节，于大臣质证时指实刘蓉与薛焕。朝旨令刘蓉自陈。刘蓉怒火满腔，具长疏力辩其诬，为文有气有势，有理有据，可说是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左宗棠称之为天下第一好文章，曾国藩亦说此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怎想到，刘蓉只顾意气风发，行文流畅，却忘记了政治上的忌讳，终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因泄漏保举密折而受到革职降调处分。这件事不仅对曾国藩，对其他人同样也有借鉴意义：愈是功高权重，愈要谨慎小心，稍有不慎，就为御史所劾。如要抗辩，又往往言多有失，愈加被动，甚而招来他祸，受屈更大。这样，也就不能不引起封疆大吏的警惧。如此看来，那拉氏挟居高临下之势，行以文抑武之策，利用言官词臣控制舆论，压制手握重权的地方实力派，在内轻外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求得政治上的某种平衡和暂时的稳定，还是行之有效的。
纵观咸同政局，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造成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分权增强，从而大大削弱了其统治力量。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第三年，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就曾据此做出清朝的灭亡不出五十年的论断：“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然则当南迁乎？”“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太平天国革命对近代中国实际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是不应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