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发生，则给当时的士人以极大的震动。堂堂天朝大国，竟惨败于“岛夷”小国手下，惨败之余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使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为半独立国。于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光转而对外，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求强国御侮之策。他们一面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了解外国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面要求对照外国，改造中国自身，提出学习西方某些制度，对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行改革的主张。与鸦片战争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作为地方大吏的陶澍，既手握重权，又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所以，思想上的认识可以立刻化为行动，并取得成效。而鸦片战争后的魏源等人，只是一些幕僚与学者，因而，他们的认识和主张十几年间一直停留在思想上，保存在著作中。虽然如此，但却使风气大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开始讲学习外国，开始讲中国制度的改革。在学术风气上，广大士人渐以经世致用为尚，不再以闭门治学为荣。这种习尚风靡全国，而魏源的故乡尤为称盛。有人形容当时的士风说，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00页。）。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之学的复兴与学术风气的改变，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曾国藩军政集团的首脑人物与骨干分子大多集中于湖南，其学术派别的称号复于“经世致用”之前加上“义理”二字，以示其与魏源等今文经学派的不同，则又有其深刻原因。
首先，湖南地处南国，域近边睡，境内多种民族杂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都较为尖锐复杂，遇有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调兵转饷，倾动七省，卒成为震惊全国、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进入道光朝以来，各地各族起义更加频繁，三十年间较大规模的起义约有三四次，而较小规模的反抗、冲突、起义则接连不断，几乎年年都有。其中以新宁农民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最为著名。正是这种频繁的动乱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培养出湖南地主阶级敏感的政治嗅觉与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争强斗狠的习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所昼思夜想的就不再是什么朱明王朝的复兴，而是如何对付眼前的敌人。而要将这些农民或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也就只有依靠清政府的支持与援助。正是这共同的敌人——农民与少数民族起义，使满、汉间的民族对立情绪较早的淡化下来。所以，这里的封建士人很少有同满洲贵族相对抗的情绪。这样，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普遍发展的政治思想基础。再者，这里地瘠民贫，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大约也没有江浙文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另外，因有大湖阻隔，湖南在学术上的对外联系不多，同江浙学人来往更少。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乾嘉学派难以在湖南得到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义理之学在湖南学术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究其源流则可溯至宋代。宋代理学分濂、洛、关、闽四大派，其代表人物则分别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而濂学创始人周敦颐就是湖南道州人，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则师承周敦颐，而理学大师朱熹又师承二程。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栻曾长期居住湖南，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书院，并请朱熹赴长沙讲学。时至今日，长沙城郊的湘江岸边，仍留有名唤“朱张渡”的一处古迹，据说是朱熹、张栻赴岳麓书院讲学时的渡江之处。其时，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合称“东南三贤”。降至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理学家唐鉴亦籍隶湖南，曾国藩讲习理学就是从向唐鉴问学开始。这样，自宋至清连绵七八百年，湖南士人就形成了讲习理学的传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门户偏见甚深，对汉学往往采取排斥态度。乾隆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这就是说，当“汉学风靡一时”、普天下皆以考据为尚之际，“湖湘学子大都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1949年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第2辑，第111页。），在文化学术上形成一个闭塞、落后的孤岛。而一旦乾坤倒转、首尾易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在白莲教起义后对满洲贵族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开始冷淡考据、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之时，湖南士人也就处于全国知识分子的前列，成为同满洲贵族通力合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先锋和主力。
其次，湖南士人一直保有一种务实精神，崇尚学以致用。倡导此风者有清以来首推王夫之，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无论治宋学抑或治汉学者，都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注重经世济用之学。例如魏源，本师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而贺长龄则讲习理学，二人皆致力于经世济用之学，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合作编印“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一时风行海内，对湖南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亦尊崇程朱，致力经世济用之学，曾长期担任城南书院山长，从事讲学多年。其余学者如王文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等人，或任岳麓书院山长，或长期在此讲学，尽皆宗尚宋儒，注重经世致用。曾国藩军政集团的首脑与骨干成员，不仅自幼耳闻目染，受到他们多方面的影响，且多曾在这里问业受教，直接受到他们的教育、训练和熏陶。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和别具特色的学派，后人称这一学科为“义理经世之学”（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道光十一年条。），称曾、胡、左等人为义理经世派，或理学经世派。显然，这一学科是由义理之学和经世济用之学，即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结合而成的，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固然不能忽视朱熹与理学的作用，但相对而言，陶澍的作用则似乎更大一些。故张佩纶在论及此事时称：“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则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派人数甚多，虽在总体上兼习义理、经世两科，但不同的人不仅于理学的习染程度存在一定差别，即在经世济用方面，对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尤其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态度与对策，也有所不同。
他们对于理学的习染程度，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其一，既讲习有年又具理学家之名，如罗泽南、曾国藩。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开始向唐鉴请教读书之法、检身之要，并每天写修身日记。次年十月，又向另一理学家倭仁请教修身方法，并每天静坐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发现有不符圣道者，即严加自责，写进日记。同时，还将自己的日记交唐鉴、倭仁批阅，接受指导。有时也同二三好友一起交流心得，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总之是完全按照理学家的方式，严格地进行有关修身养性的训练。他如此坚持了九个多月，即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因搞得过于紧张而突然病倒，痊愈后即停止书写修身日记、静坐反省等活动，认为这套办法不适合自己的情况。此后，曾国藩虽然放弃了理学家这套修身方法，但从未放松过对自己道德修养的要求，终生自刻自砺，奋斗不息，基本做到为清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外，他在治国、治军、用人、外交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亦无不受到理学的影响。故其虽无著述问世，仍无愧于理学家之名。罗泽南则不仅按照理学家的方式修身、讲学，且有理学方面的著述，如《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西铭讲义》等刊行于世。所以，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比曾国藩更像一位理学家。曾国藩也对之极表赞赏：“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泣为吾乡豪杰之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理学上的正统又往往流为政治上的邪僻。他们以道学家自居，仁义道德经常挂在嘴上、流于笔下，而为了捍卫他们的所谓“天理”，不仅可以“灭人欲”，有时甚至可以灭绝人性。曾国藩、罗泽南就曾做过这等违反人道之事。咸丰五年罗泽南率师回援湖北途中打了败仗，彭三元、李杏春战死。罗泽南为鼓舞士气，竟于反攻取胜后以全部战俘血祭阵亡弁勇，还让湘军士兵生食其肉。其残忍野蛮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事后，曾国藩又根据罗泽南的禀报上奏清廷，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大加宣扬：“日暮收队，各路共杀毙九百余名”，“生擒七十余名，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并信誓旦旦地宣称，此乃“实在情形也”（《曾文正公奏稿》，第6卷，第50页。）。曾国藩有时也用权术，只是技不如人，适得其反，只好弃而不用。咸丰八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己学坏了。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夜。）其二，既无理学家之名，亦无卓然可称之行，仅取理学之“忠孝”二字付诸实践，同一般儒生无异者。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文职人员（包括其后就任文职官员的统兵将领）恐怕都属于这种情况。其中有些人则是第二代、学生一辈的人物。例如李鸿章，中举后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到曾国藩的门下而“师事之”，“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64页。）。其三，接受理学关于忠、孝、仁、义的说教，但拒绝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既有惊世骇俗之壮举，亦间有丑陋邪僻之行者。仅从他们的言行看，不但很难同理学联系起来，且为一般儒生所不齿。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人物是胡林翼和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多年来的唯一举人，其“少时游于博，屡负，至褫衣质钱为博资，间亦为狭斜游，一时礼法之士皆远之”。他曾屡次赴京应礼部试而不中。“其下第回南时，三次为友人负柩归葬，为人所难为。”曾国藩“以此赏之，令阅儒先语录，约束其身心。”江忠源表面唯唯，“谨受教”，实际则依然故我，“冶游自若”（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终生不改其恶习。胡林翼年轻时纨绔习气甚重，在其岳父陶澍幕中充任幕僚时，时常饮酒游乐。在京服官时，还间或外出逛妓院。有一次恰逢御史巡查，同伴被捉去，他因机警灵便，侥幸逃脱。出任地方官员之后则多用权术，曾国藩说他“本可移人霸术一路”（《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24页。），左宗棠称其“喜任术，善牢笼”（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2卷，第28页。）。赵烈文亦说：“胡■芝颇得古人家数。”（《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三日。）而胡林翼本人亦直言宣告：“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并解释说：“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杰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刊，第58卷，第4页。）薛福成称其善于驾驭和调护诸将，“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编）（以下简称《庸庵文编》），光绪十三年刊，第4卷，第7页。），实则善用权术，杨载福、彭玉麟、金国琛、鲍超、罗泽南、刘蓉以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都曾令他煞费苦心。例如，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时，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与彭玉麟不和，甚有碍于战事，他为其跪酒而和解之。一日，邀请杨载福与彭玉麟入室就坐，“胡设酒三斗，自捧一斗跪地，陈利害，责大义，二人和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3卷，第16期。）又如“金国琛以贫乞返，立馈千金；鲍超母病，时致参药。”再如，“先恶刘霞仙，继折节事之。”而对罗泽南则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虽与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谘而后行”，还“以女弟妻罗公长子”（《庸庵文编》，第4卷，第4页。），“以疆臣而为统将晚辈。”（《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三日。）此外，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人至孝，“父母皆笃老，方事之殷，以不能归省为憾。”胡“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慰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由于做得太过，以至引起李续宜的怀疑，私下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曾国藩答道：“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李续宜“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庸庵文编》，第4卷，第5页、第7页。）就是说，胡林翼犹类汉初的陈平，因过用权术，虽获成功仍不免德薄之讥。致令曾国藩引为教训，不敢轻使此着，并以此告诫李鸿章：“闻渠（指刘铭传）于阁下不满处在‘权术’二字，昔年希庵不满于胡文忠，亦在此二字。”（《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10页。）至于胡林翼处理同官文的关系，更全靠权术二字，其详情则有待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