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幕僚众多，除曾先后入曾国藩幕的丁日昌、王延长、冯焌光、刘瑞芬、吴世熊、倪文蔚、郭嵩焘、郭柏荫、刘瀚清、吴汝纶、钱鼎铭、陈鼐、李兴锐、程国熙、薛书常、洪汝奎、凌焕等，请参见拙著《曾国藩幕府研究》，兹不赘述外，已知者还有沈葆靖、郑藻如、朱其昂、朱其诏等。郑藻如出入幕时间不详，现仅知同治十一年前，曾同冯焌光、沈葆靖一起管理江南制造局局务。据曾国藩讲，郑藻如做事精细干练，条理秩然，局务大半赖其经理，是冯焌光手下主要办事人员，沈葆靖亦依为心腹。同治十一年冯焌光离局，郑藻如不知所终。沈葆靖同治元年入幕，与李鸿章同至上海。大约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设立之初，即协同冯焌光管理局务。同治十一年李兴锐接管局务，沈葆靖授江西广饶九道道员。光绪五年正月迁江西按察使，光绪七年八月迁福建布政使，光绪十一年六月降三级调用。从时间上看，可能与中法战争有关。朱其昂江苏宝山人，同治初入淮军，积功至候补道员，颇得李鸿章赏识。朱其诏为其昂弟，捐资为知县，累迁至候补道，历任江、浙漕运事。李鸿章以军中运输舰养护乏资，奏请改为商船，朱氏兄弟遂创议官商合办，请设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采用其议，经奏准设局，任命朱其昂为总办，是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制度之始。朱其昂曾署津海关道，朱其诏曾署永定河道，后事皆不详。此外，还有翟增荣、张家斌、张垤、张进、张凤翔、张席珍、张铭坚、张光藻、张萃亭、张性渊、张秉刚、张士智、张士珩、赵继元、赵熙文、赵康侯、赵炳麟、陈琦、陈其元、陈锦、陈庆长、陈浚、陈锡纯、陈黉举、陈洪钟、蒋浩、蒋一桂、蒋铭勋、江麟瑞、钱恩棨、钱勖、金福曾、秦缃业、周馥、周沐润、朱桂生、褚兰生、方鸿、方瀛、方德骥、冯瑞光、冯桂芬、韩杰、何慎修、许懋功、许道身、徐宝治、徐士荣、徐文达、薛福辰、薛时雨、薛允升、胡楷、胡光祚、任本照、高梯、耿思义、葛士达、蒯德模、蒯德标、郭缓之、郭道直、郭道清、李安澜、李金墉、李隰馥、李言立、李元华、梁承祖、林达泉、刘钟灵、刘浚卿、刘含芳、刘郇膏、刘汝翼、刘佐禹、刘文棨、路崇、潘其钤、鲍国治、包国挺、邵璔、沈燿、史克宽、史书青、石永贞、石东山、疏长庚、唐德垿、蔡良杰、崔廼翚、童埏、万年清、王学懋、王翚翎、王凯泰、王大经、王德均、王文治、魏承樾、吴俭、吴春霖、吴崇寿、吴国恩、吴鹗、吴炳辉、杨嘉善、杨倬章、杨觐辰、杨福祺、杨宗瀚、严信厚、阎克显、叶清臣、於培庆、袁世功等117名，为其办理文案、筹办粮饷、经理营务。其中周馥、徐文达、薛允升、刘郇膏、蒯德标、李元华、王凯泰、王大经皆为三品以上实缺官员，冯桂芬为著名思想家，详见王尔敏《淮军志》载《淮军幕府表》。
江忠源系统，或称江刘系统的统兵将领与幕僚，主要是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李明惠、席宝田、江忠浚及江忠济、江忠信、江忠泊、邹汉勋等。这一派系，在该集团的整个发过程中，从未担当过主角，但在其主要首脑人物曾、胡、左出场之前与退场之后，却都有过出色表演。有人说江忠源“烛照机先”（《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是有道理的，而刘坤一对晚清政治影响亦不可忽视。所以，既不应忽而不计，也不能随意并入其他派系，只能将之单列一号。
刘长佑同江忠源关系密切，有郎舅之亲，也是他的主要部将和幕僚。咸丰二年入江忠源幕，同赴广西对太平军作战，蓑衣渡伏击、长沙城守、攻剿征义堂诸役皆与之。咸丰三年江忠源赴鄂途中受阻，刘长佑率兵赴援，为其独领一军之始。咸丰五年所部扩充渐众，有刘家军之目。咸丰六年奉湘抚命，率萧启江等五千人援江西，咸丰八年八月率部返湘。咸丰九年初再出救宝庆，九月率兵八千尾追石达开入桂，由记名按察使授广西按察使，十月迁广西布政使。咸丰十年闰三月迁广西巡抚，所部交刘坤一统带。同治元年闰八月迁两广总督，未赴任，十二月改直隶总督。同治六年十一月革职归籍。同治十年四月起授广东巡抚，六月改广西巡抚。光绪元年十一月迁云贵总督，光绪八年召京陛见，光绪九年四月病免，光绪十三年病死。据说，刘长佑为人长厚、朴实，但不太灵敏。他自道光十四年中秀才，先后在岳麓书院读书十年，却始终不能考中举人，以拔贡生参加朝考亦落榜，最后还是靠军功搏得官职。
刘坤一、江忠义、李明惠为刘长佑的主要幕僚和部将。三人曾为刘长佑管营务，后皆出而带兵，独领一军。咸丰八年刘长佑行军途经建昌，曾国藩出迎之，“因遍阅军中将士，称刘营有三贤”（《湘军人物年谱》（一），第339页。），即指此三人。《湘军志平议》亦称：“曾文正知长佑沉毅有容，其营务处江忠义骁果善战，机警有智略；李明惠神气闲定，屡当大敌未受一伤，终当依以办贼。”（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合刊本，第238页。）胡林翼闻知后，曾致函刘长佑表示祝贺，多方罗致而不可得。刘坤一为刘长佑族叔，而年龄稍幼。咸丰初从军，追随刘长佑多年，曾先后转战于江西、广西等地，积功至记名按察使。咸丰十年四月刘长佑授广西巡抚，刘坤一接统其军。咸丰十一年九月迁广东按察使，同治元年闰八月迁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五月迁江西巡抚。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八月改两广总督，光绪五年十一月调两江总督，光绪七年七月召京。光绪十六年十月授两江总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兼署江宁将军，十月召京陛见，十二月授钦差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回任两江总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出缺。
刘坤一长期担任两江总督，渐成左右朝政的有力疆吏之一。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期间，他曾与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合，搞东南互保，在战争中宣告中立。其后，那拉氏几次欲废光绪帝，皆因上述等人的反对而未敢轻举妄动。其中尤以刘坤一反对最力，他的奏折声震朝野，几乎可以说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从此，清廷再不敢轻言废立。实际上，他在左宗棠死后，已成为湘军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李鸿章一湘一淮，一南一北，构成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与主干。江刘两家能够自成一派，与此很有关系。
江忠义为江忠源族弟。咸丰二年在长沙从军，先后转战于湘、鄂、赣等地。咸丰三年十二月江忠源死于庐州，江忠义分领其军。咸丰五年随江南提督和春攻打庐州，擢候补知县。咸丰七年春率千人赴援江西，隶于刘长佑，晋候补知府。咸丰八年归籍。咸丰九年奉檄再出，先后转战于湘西及湘、鄂、川交界地区。同治元年率军援黔，署贵州提督。同治二年转援江西，再援安徽，旋发病死。李明惠曾任分统，官至湖南永州镇总兵。
席宝田曾与刘长佑同在岳麓书院读书。咸丰六年从军，随刘长佑援江西。咸丰九年始独领一军千人，称精毅营。同治二年春从江忠义带兵援江西，江忠义死后接统其军，先后转战赣、浙、皖省。同治三年九月在江西石门一带俘幼天王及洪仁玕等，次年，因功授记名按察使。同治六年奉湘抚命率军援贵州，镇压苗民与号军起义。同治十年九月乞病归。同治十一年黔事平，赏骑都尉世职。官至贵州按察使。光绪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二岁。曾国藩称其“似是近日各统领中出色之才”（《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2页。），但“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刘印渠之风，于湘、霆之外，另有家数。”（《曾文正公书札》，第21卷，第41—42页。）
江忠浚、江忠济、江忠淑为江忠源弟，江忠信、江忠泊为江忠源族弟。曾国藩称：“渠兄弟四人，三子从军，一子奉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页。）江忠浚初未从军，在籍奉母。咸丰三年冬江忠源被困庐州，他与刘长佑带兵赴援，遂留于安徽转战多年。同治元年五月以记名道署安徽布政使。同治二年正月奉派赴川购米，九月授四川布政使。同治六年十月调广西布政使，同治八年五月召京，休致。江忠济道光三十年曾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自咸丰二年起从江忠源转战湘、鄂、赣各地，因功擢候补知府。江忠济是楚勇的主要台柱，但性贪财，终以此生变。据徐珂称，“楚军号能战，当时有‘北胜南江’之目，然实恃其弟忠济。迨往援江西，助守南昌，赣省馈牿军银二万两，忠济尽取之，不以给士。军大噪，欲杀忠济。忠源谕说百端乃已，遂斥忠济归，不使再领军。忠济去而楚军弱矣。”（《清稗类钞》，第2册，第741页。）江忠源死后，江忠济复出领军，咸丰六年四月战死于湖北通城，部众三千，死亡几尽。江忠信年十六从军，随江忠源转战于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咸丰三年冬从江忠义、刘长佑赴援庐州，因随江忠义等转战于安徽各地。咸丰六年战死于桐城。江忠淑、江忠泊亦曾多次外出带兵，惟其事迹不详。
以上有关曾国藩集团各个派系的叙述，只是个大概的轮廓。这不仅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其中包括一些较为著名的人物，如萧启江、刘岳昭等难以归属；且因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对性。例如，作号称曾国藩嫡系的吉字营，实际上真属嫡系者只有曾国荃一人，其分统、营官并不听命于曾国藩。而属于左湘军的老湘营和属于胡湘军的李氏兄弟，则倒是另一番情景。王錱虽与曾国藩闹翻，投到骆秉章、左宗棠门下，但而后的几代统领，如张运兰、刘松山等都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而李续宾虽随罗泽南去了湖北，仍念念不忘曾国藩的旧恩，对之颇有情义。咸丰七年冬曾国藩在籍守制，李续宾以九江克后的战略方向决疑不下，致函曾国藩称：“或剿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咏公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愿先生有以教之。盖蒙先生挈我出山，仍当恳带我归里。”（江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5、306页。）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领兵，途经李续宾营地附近，他不仅下船与曾亲切长谈，还特从所部抽出素质较好的朱品隆、唐义训两营随行，充任曾国藩的亲兵。究其原因，则应溯源于湘军初创之时。曾国藩最初集练过的三营湘勇，邹寿章营裁撤，罗泽南、王錱两营则分别成为胡湘军和左湘军的源头。而种种情况表明，凡此千名湘勇，其后无论地位如何、归于何处，皆能感念旧情，听从曾国藩的指挥。所谓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者，主要就是指这些人。而吉字营初立之时既与曾国藩无关，而后又无选募、训练等事，故始终隔着曾国荃一层。营制既有“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8页。）之说，曾国藩也就不能越级指挥了。
此外，还有几个特殊人物，如骆秉章、多隆阿、阎敬铭等处于似是而非与似非而是之间，虽寄于该集团之内，却不能不加以说明。骆秉章乾隆五十八年生于广东花县，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都察御史、鸿胪少卿、奉天府丞、侍讲学士等职，道光二十八年外放湖北按察使。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迁贵州布政使，七月调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三月迁湖南巡抚。因对过境钦差大臣赛尚阿招待不周被劾，咸丰二年五月召京，十二月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三月再任湖南巡抚。咸丰十年八月奉命赴川督办军务，咸丰十一年七月授四川总督，督办军务如故。同治三年六月赏一等轻车都尉，同治六年五月授协办大学士，数月后病死。骆秉章年龄较大，人仕较早，系洪秀全的同乡，而与曾、胡、左并无乡情乡谊。只因多年担任湖南巡抚，且正值该集团创业之时，遂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他在该集团的发展过程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若没有他的合作，曾国藩很难在湖南立足。也正是由于他的容忍和大度，左宗棠方能隐操一省大权，很快将湖南搞成该集团的根本之地，从而为其事业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他也是因人成事。若非曾国藩集团的支持，他也同当时的一般巡抚一样，不会有什么作为，甚至难以存活。所谓“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左宗棠年谱》，第70—71页。咸丰十年三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庸庵笔记》第1卷，第10页。），绝非虚语。即如川督任内俘杀石达开一事，也多借重刘蓉之力。然而，他同该集团的关系，好像只是工作上的联系，并无太多的私谊。这不仅因为曾、胡不放左宗棠赴川，而让骆秉章前往办理军务，还因他离湘之时所带兵勇，数不足万，尤无著名大将统带，不得不续调名不见经传的刘岳昭而倚为长城。据说，他濒行之际，曾求胡林翼增拨千人，以满万人之数，辄遭到拒绝。若将此事同曾、胡、左、罗（泽南）、李（续宾）之间拨兵遣将的事例加以对照，便知骆秉章地位虽高、作用虽大，但却不是该集团的核心成员。只不过是这个集团的朋友，可以说是同这个集团合作最好的清朝地方大吏。而与其首脑及主要骨干人物之间，并无太深的个人交情。他对曾国藩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出于对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忠诚，同曾、胡、左等间或追求该集团的自身发展，是不尽相同的。
多隆阿改由胡林翼节制奉有明旨，且感胡推毂命将之恩，他的合作亦仅限于胡林翼个人。故随着胡的去世，他与曾国藩集团的联系也就结束了。他不仅对曾国荃有恶感，与鲍超、李续宜的关系也不好。据说，他临死之前，正在陕南一带办理军务的陕西巡抚刘蓉曾专门前往探视。多隆阿闻之侧身向内，不予理睬。可见，他虽靠该集团起家，而内心的怨恨还是很深的。据王闿运说，多隆阿一向轻视文臣，也不识汉字，同以文人带兵为特征的湘军格格不入，或许另有情由。惟其毕竟曾是胡林翼的得力大将，尤在安庆决战中起过关键作用，且在其死后，部将石清吉、陶茂林、雷再绾等曾与该集团长期合作，出过大力。故在讲到胡湘军时不能不提到他，而对其特殊情况也不能不加以说明。
阎敬铭亦是胡林翼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作用以及同胡林翼的密切关系前已提及。他两年之间由户部主事升至湖北按察使，又二年署山东巡抚（尚在丁忧），不能不说是靠该集团起家的。然他同这个集团之间，似乎又有些隔阂。这不仅因为同治五年他曾因曾国藩的参劾而失去鲁抚一席，以致十数年坚卧不起，而更因其早在同治二三年间即上疏清廷，提出取代湘、淮军之策。他在奏折中说：“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万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①只是时过不久多隆阿即死于陕西周至，僧格林沁亦于次年死于山东，使其计划落了空。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他既以北人自居，显然也就并未同湘、淮籍为主的曾国藩集团溶为一体。而此奏亦无疑等于向清廷剖露心迹。此后他曾一度深得那拉氏的信任，以军机大臣、大学士掌户部，也许与此有关。但无论如何，作为胡林翼的心腹、曾国藩集团的重要成员，是不应站在僧格林沁的立场上，来谋划取代湘、淮军之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