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军队的思想约束力，曾国藩等人还创造了一套以礼治军的办法。曾国藩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所说的“仁”，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如此，“则知恩矣”。（《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还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母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严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曾文正公批牍》，第2卷，第9页。）他所说的“礼”，即“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如此，“则人知威矣”。总之，带勇之人若能“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便可令弁勇不加恩而知恩，不加威而知威，于“无形无声”之中，获“辨等明威”（《曾文正公全集》，首卷，63页。）之效，生师弟父子之情。后来曾国藩在回顾自己的带兵经历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长也。”（《曾文正公奏稿》，第25卷，第14页。）其实，湘军中不仅曾国藩以礼治军，罗泽南、王錱亦以此为长。罗泽南带勇，多以自己的弟子为属官，故湘军将领多罗、王旧部，亦多为罗泽南的弟子，包括王錱在内。在具体做法上，老湘营查禁颇多，较曾国藩尤有过之。据徐珂称：“壮武在军，每阅三五日集众讲《圣谕广训》及性理诸书。暇日，令其习射作字。”（《清稗类钞》，第2册，第742页。）还有人说，老湘营严禁结盟拜会、吸食鸦片，连各营风行的聚众赌博并禁之，营中有闲只准读书。“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局，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民国四年版，第164页。）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 （《异辞录》，第1卷，第23页。）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他们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就是把血亲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制度融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为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掩饰、调济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冲突与摩擦，增强向心聚合力，使弁勇乐于尊敬长官、服从长官，自觉维护长官，为长官卖命。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固与湖南的理学传统分不开，亦属治军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大创举，实开近代军中思想政治工作之先河。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曾在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补充曾、胡有关军中思想政治工作的言论，编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发行，在校师生人手一册。其主旨亦不外“以礼治军”四字，从而构成蒋介石效法曾胡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过曾国藩的这番改革，湘军军营风气大变，纪律有所改善，技艺有所提高，更为重要的则是达到了结成死党的目的。王闿运称：“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163页。）左宗棠也说：“人之胆气亦必临事始见。”“只要临时有一点畏王法、顾主将之心，则可不溃矣。”“即如塔三兄之抚标，寻常除漫骂之外无一长。此次湘潭之捷，因主将偶尔不见，即相与痛哭寻觅，人群贼中若无人者。亦可想其心之固结矣。”（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以下简称《左文襄公书牍》），萃文堂刻刷局光续十六年刊，第2卷，第20页。）还说：“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其实，这种现象并不表明将有可恃，而是军制可恃。弁勇冒死寻将，并非出于理念与感情，而是实际利益的驱使，即“所谓以利为义”的军制所致。这一点，不仅为湘军自身的历史所证明，且移之他省他军，屡试不爽，如淮军、直隶练军可为例证。然从此兵为将有，权归私门，开军阀政治之滥觞，“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75页。），亦成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曾国藩集团除军制可靠外，战略战术也是比较恰当的，基本上达到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目的。
就战略而言，可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为“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5页。），一为力争上游。所谓“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就是依靠当地士绅，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清活动。这既是曾国藩集团的军事战略，也是他们的政治战略，一切活动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例如，咸丰初年曾国藩、胡林翼办团练杀人，剿捻期间曾国藩派人查圩，以及创建湘军、续建淮军等，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实施。而咸丰四五年间三江两湖地区地方官绅的所谓四省联防、五省联防，则是这一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就是将自己的整个战略，建立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依靠清政府或外省支援的基础上。结果，除得到少数外省协款、厘金及清政府拨款外，曾国藩集团即基本上依靠三江两湖的人力物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使清王朝危而复安。所谓力争上游，就是在沿江各省的作战中，尤重上游地区的争夺，实施自上而下的进攻，终收高屋建瓴之效。在这个问题上，曾、胡、左都是一致的，而见机最早、行之最力的是罗泽南。当武汉失守、南昌坐困，曾、胡两人皆受制于太平军时，罗泽南毅然带湘军主力赴鄂，把扭转战局的关键，放在力克武汉、重振湖北上，从而为该集团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详见第三章第一节。）。不过，本节不打算泛论战略问题，亦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因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相差不远，不能说明曾国藩集团攻取战胜的原因。例如，太平军两次发动西征，石达开江西得手即反攻湖北，都可说明太平天国方面在军事上力争上游的思想与实践。其发动贫苦农民起义反清，每到一地即大量吸收当地农民参加太平军，亦可谓以一方之民众制一方之劣绅，与曾国藩集团针锋相对。其运用这一战略的自觉性无论达到什么程度，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即将争取胜利的根本建立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故本节的重点放在战术方面。
曾国藩集团的战术思想多种多样，如戒攻坚、戒浪战、戒分兵以及重人轻器、重军轻地、重士气轻成败等，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这一战术思想对敌我双方都具有针对性。它使湘、淮军得以扬长避短，变被动为主动，而使太平军、捻军弃长用短，陷于被动。在这一问题上，曾国藩集团基本是一致的，且多年来屡有灵验。湘、淮军攻取战胜，最终能以将太平军、捻军镇压下去，从战术思想上讲，这是最主要的一条。至于西北用兵，敌情、地势、社会环境皆有不同，战略战术亦相应变化，则另当别论。不过，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如何运用这一战术思想，却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自固、围城、围城打援、防河四个阶段。
一、自固。湘军初起，常常受到太平军的袭击。于是，曾国藩就采取了三条措施，早起、修壕墙、站墙子。由于太平军往往在黎明时分发动突然袭击，湘军起得晚，每每吃亏，曾麟书去信批评此事。曾国藩遂改变军营作息时间，每天黎明前开饭完毕，遇有袭击也就主动多了。为了自固，他又下令军中，每日扎营之后，必须立即挖修壕墙，高深皆有定制，不得马虎。同时，他还令每天黎明之前，各队派三成人站墙子，即站在墙内守卫，尤似后来的班哨、排哨之类。这样，其余三分之二的兵力仍可以逸待劳，即使遭到袭击，有壕墙可守，三分之一的兵力足可支撑一段时间，得以动员全军组织有效抵抗。从此，湘军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为此，曾国藩将之写入《陆军得胜歌》，视为立军之根本。只是这样一来，每天要为此事花去很多时间，致使湘军行军如蜗牛爬行，行程不过三十里，以便有时间筑垒自固。王闿运曾列出湘军的作息表，称“步行率八刻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160页。）据说，咸丰九年李鸿章奉师命赴吉字营习练军事，见军中天天都是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无他，唯闻寇至而站墙子耳。”（《异辞录》，第1卷，第23页。）殊不知，其师为此曾花费几多心思，有过多少烦恼。
二、围城。湘军在习于挖壕筑墙以自固营地之后，自咸丰六年起，又渐渐开始把它变成进攻敌人的武器。由于太平军能攻善守；就给湘军攻城带来极大困难。面对急切难下的坚城，强攻则多伤精锐，缓攻则师老城下，遂使湘军陷于两难之地。于是，他们便采取断绝接济，待其自毙的办法。为了阻断太平军的对外联系，他们就在城外开挖壕墙，实行长期围困之策，以使城中久而断粮，不攻自破。这个办法先在瑞州、武汉使用，继于九江、吉安仿行，皆取得良好效果，太平军这几座坚固设防的城池，都是用这种办法攻陷的。咸丰九年冬，曾国藩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谈及湘军历年长壕围城之功，称“前此武昌之围、九江之围、瑞州之围、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在水师”（《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32页。）。这就是说，自咸丰六年以来，长壕在湘军手中，不仅是自固之干盾，也同时成为攻敌之利器。
三、围城打援。论及清代咸同年间的兵法战策，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是围魏救赵之计，湘军的精彩之处则是围城打援之策，双方曾在安庆之役中同时使用，遂成为近代军事史上最为生动壮烈的一幕。此时，长壕的作用不仅在于围困守城的太平军，还同时用来阻挡强大援兵的冲击。故将壕墙修成双层，内困守军，外阻援兵。湘军则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以壕代兵，从而达到反客为主、以守为攻的目的。这样，长壕就不仅成为围城阻援、待敌自毙的主要手段，也为集中优势兵力攻歼对方的援兵创造条件。其时，曾、胡联手，志在寻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不仅要夺取安庆、庐州地区以打开进攻天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为此，他们将安庆地区的湘军兵力一分为三，以曾国荃一支弱军围城，以多隆阿、李续宜两支强军打援，实际上是将整个战役的重点放在打援上。胡林翼在给多隆阿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胡文忠公遗集》，第77卷，第16页。）但在战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多隆阿驻防桐城挂车地区不能移动，李续宜自青草塥赴援亦须时日，致使曾国荃部曾两次较长时间暴露在陈玉成强大援军的打击之下，尤其李续宜、鲍超两军离开安庆地区之后，太平军为救安庆，曾不惜一切代价，接连猛攻数日，若非双层壕墙之力，吉字营的覆灭是难以避免的。曾、胡在安庆之役中的兵力部署，实际上是效法孙膑以下驷对上驷之计，故曾国藩非常担心胞弟的命运，始终把战役的重点放在安庆城下，视双层壕墙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所以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将原定援鄂的鲍超霆营留在宿松，也是恐曾国荃壕墙不守，以备救援，实际上是将鲍军当成了他的战役总预备队。在湘军各部中，曾国荃本属后起之弱军，无论个人能力还是所部整体素质，都居于下乘。其所以能够连下安庆、天京两座坚大名城的关键，就是依仗了这双层壕墙之力。否则，早为陈玉成、李秀成所破，覆军丧命，谈何大功！陈玉成安庆之役中的最大失误，就是低估了双层壕墙的作用，始终将破解安庆之围的重点放在安庆方面，轻易改变了二次西征计划。没想到曾国荃借助壕墙之力可以由弱变强，而陈玉成则阻于壕墙由强变弱，最后落得个人地两失的结局。再如，曾国荃孤军冒进，直扎天京城下，最后能阻挡李秀成大军的攻击，由危转安，由败变胜，也主要依靠双层壕墙的作用，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湘军取胜的原因不只一条，而双层壕墙则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可以提到战略上来认识。故曾国藩将自己一生的军事生涯和致胜原因，归结为“结硬寨，打呆战”（《曾文正公奏稿》，第25卷，第13页。）六字，实际上都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术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他在军事上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