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防河。河防之策系刘铭传所献，为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采纳，终成平捻之大功。而曾国藩所以能够接受此策，则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摸索过程。鉴于太平军最后以守城而败的教训，捻军一改太平军攻守兼备的战术，完全放弃防守，在主力部队改步为马的基础上，实行有根据地的大规模流动作战。与以往流寇主义不同的是，虽机动范围很大，但往复回旋，总不远离蒙、毫根据地。这样，就使曾国藩以往的一套成功做法，无所施其技，只好重新探索致胜之方。开始，曾国藩实行重点设防之策，分别于临淮、周口、徐州、彰德、济宁等处驻兵，结果无济于事，捻军往来如故。随之改为马队追击，亦因速度不及，追不上捻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最后，只得接受刘铭传的建议，实行防河之策。实际上是将过去的防点改为防线，其指导思想还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老一套。他在刘铭传的禀贴上批道：“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防河亦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湖南传忠书局版，第3卷，第65页。）于是，曾国藩便令湘、淮军分段防守贾鲁河、沙河，并令河南抚标兵挖壕修墙，防守沙河至开封一段旱地。结果，捻军在开封附近突围东走，导致清政府中途易帅，曾国藩灰溜溜地离开剿捻战场。李鸿章接手指挥剿捻战争后亦不顺利，曾数次受到清政府的责备，在刘铭传“以去留相争”之下，只得仍步老师的后尘，将防河作为办捻根本之策。他先防运河，后防胶莱河，防守东岸失败，就改防西岸，力图限其马蹄，将捻军困在运河以西或胶东地区。最后终因东捻军在胶莱河、六塘河的突围中伤亡殆尽，使“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术思想再奏奇功，将东捻军镇压下去。西捻军最后失败，亦因为徒骇等河所困，失去大范围的机动能力，不得不弃长就短。归根到底还是防河之策起了作用。
总之，曾国藩集团战胜太平军、捻军的招数甚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一条。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他战术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或必须在其基础上方可实行；一是此战术为湘、淮军所独有，出于种种原因，太平军是不可能采用的。
多年来，曾国藩集团虽有军制可恃、长壕之计，但在陆军、陆战方面，对太平军并没有什么优势，而军力上真正称得上优势之处，是在水师方面。战争虽主要在陆地上进行，但其战场多为沿江、沿湖地带，不仅陆军的兵运、饷运、通讯联络要依仗水师，即如长壕围困之术所以能够得逞，也多借重水师之力。故咸丰九年曾国藩谈及历年成功之由，既归之于长壕，也归之于水师，称“前此武汉之围、九江之围、瑞州之围、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在水师。”（《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32页。）
湘军水师是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筹建的，源于郭嵩焘的建议和江忠源的奏请。由于清朝本无长江水师，驻守沿江各地的水师分属于各省，故作战不能得力。自太平军在洞庭湖吸收大批船户、水手参军，建立水营之后，很快控制沿江水面，往来自如。其所以能够顺水直下定都天京，又在西征中迅速攻占沿江重镇，直抵湘潭，与此很有关系。杨秀清为老船翁一言所动，决定定都天京，放弃直取北京之初议，也可能与此有关，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愿轻弃水上优势。早在咸丰三年清朝方面就有人看出了这一问题，有个名叫黄经的御史上奏清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清廷接受这一建议，令两湖、四川照黄经所奏办理，但地方督抚畏难退缩，搁置不行。及至郭嵩焘随湘军赴援南昌，见太平军已据有水上之利，“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遂建议江忠源赶快建立水师，“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忠源“大激赏”之，“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玉池老人自叙》，第5页。），兴建上下统一的长江水师。清廷于当年八月再次令两湖、四川造船，并令广东购买洋炮五百尊，交湖广、四川兴建水师之用。命令传到湖南，曾国藩经与骆秉章协商并向清廷奏准，以筹建水师自任。他截用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协饷银二万两，分别在衡阳、湘潭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制，并在咸丰四年一月船炮齐备，水师编练成功。
湘军水师的利器是炮船。开始，曾国藩依照绿营水师惯例，主要造拖罟、长龙、快蟹等大船，小船很少。后接受黄勉的建议，添造舢板一百五十只，另用钓钩船改造而成一百二十只，并将大小火炮五百七十门，其中包括洋炮二百五十门，安装在战船上，使之成为水上利器。由于舢板船体轻薄，经受不住火炮后坐力的猛烈震撞，燃放时辄至船裂炮沉，太平军屡试屡败，无法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故军中没有炮船船队。其集结民船而建立起来的水营，亦只能运兵运粮，不能用来作战。曾国藩屡经演试，终以数层厚木板加固船体之法，有效抵制住火炮的后坐力，从而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将湘军水师建成当时国内最称优良的水上劲旅。曾国藩就是依靠这支水师，配合沿岸陆师，从湘潭、岳州一直打到九江城下，不仅尽夺水上之利，且使太平军失去武汉这一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石达开看出了其中的诀窍，故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设计破坏敌人的水师，一是仿照湘军水师重建太平军水营。前者取得成功，使湘军水师直至咸丰七年才完全恢复元气，陆军惨遭打击，丧失武汉及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府县。然重建太平军水营的努力却遭到失败。据《湘军志》载，咸丰四年湘军围攻九江期间，太平军习见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曾为太平军火烧停泊九江江面的湘军大船，击毁湘军外江水师立下大功。此后，太平军炮船日增，并于咸丰六年四月“移屯沙口”。沙口紧靠长江北岸，距汉口甚近，遂对湘军水师构成威胁。此时外江水师已初有恢复，便决心拔去这个眼中钉。王闿运称：“杨载福念寇舟来则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风，船炮制法同官军，与我共长江，恒避战，终不可胜，宜深入袭烧之。则募军士尤勇者，驾千石大船，实消黄、芦萩（原文有误，据线装本更正之。《辞源》称：“萩，草名。蒿类。茎高丈余，叶似艾而多岐。又名牛尾蒿。”此处当泛指草本秸杆。或以为“获”字之误，非也。），施火线，约曰：‘待贼近而发，发则登三板以自救，且急归。’应募者三百人。其夜，载福设酒，具五俎之食飨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级，白丁补六品实职，无负我。’既出，人相语曰：‘观此往必死也。’有悔者或潜去，或又自奋曰：‘壮士死一言耳。’棹帆遂行，逼寇舟南岸嘴屯。火发，皆自跃登三板。或迟，伤火及堕水者，死哨官一，伤勇丁四十，皆鼓棹还，载福亲迎劳颁赏。自是寇舟能战者二百余皆烬，火药冲寇空中，堕江水及岸相积。而前军游击乃直至黄州，寇不复上。旬日，巡哨船掠巴河、蕲州，扬兵九江城下。寇震骇，援绝，武昌、汉阳坐困矣。”（《湘军志》，合刊本，第76、78页。）总之，太平军仿建炮船船队的努力失败，万里长江又成为湘军水师的一统天下。
积于这一原因，太平军后期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努力，军势再振且一度在陆路上取得优势，但因千里长江一直控制在湘军手里，使其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成为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湘军水师的战略作用归结起来大约有如下几条。一、配合陆师攻占战略要地。例如，安庆战役期间配合陆师攻占枞阳。枞阳是安庆、庐州间的交通咽喉，也是安庆被围后同外界联系的唯一孔道，可以说是当时安庆的一线命脉。有了它，湘军就不能置安庆于死地，围困再久也奈何不得。再如，天京附近的九洑洲，是天京被围后通向下游的唯一出路，运兵、运粮赖此一线，两岸往来也借此作为跳板。而这两个军事要地，都是在陆军配合下，主要由水师攻陷的，致使两城陷于绝境，成为太平军最后失败的关键之一。二、直接配合陆师作战。原由太平军控制的武汉至天京的一系列沿岸重镇，均以水路为命脉，都是被湘军陆师在水师的配合下先后攻破的。太平军因失去制水权，故很难夺回，夺到手也很难保持。正是依据这一点，曾国藩才不怕武汉暂时失守，而始终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方面。此外，湘军所以能够完成对武汉、九江、安庆、天京等城的合围，亦全仗水师配合，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中沿江一段封锁任务，就是完全由水师承担的。水师不仅控制水面，据守要地，还直接参与作战。例如，在安庆城外弃垒而走的刘玱琳等太平军骨干，本已突围成功，若非水师在马踏石河中用炮船拦截，鲍超、成大吉等攻垒部队是无论如何也追赶不及的。再如，在李秀成援救天京的关键时刻，当与曾国荃争夺饷道，眼看就要得手时，却因水师火炮的猛烈轰击而导致功亏一篑。三、阻断长江两岸的联系。例如，当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时，陈李两部隔于长江两岸，无法直接联系，行动上难以协调一致，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再如，李秀成援救天京攻扑壕墙失败后，又奉命“扫北”，两次渡江都受到湘军水师的攻击，损失兵力几十万人，使其再也无力组织对天京的援救行动。四、利用水道运兵运饷。由于湘军控制了长江水面，故能在战争中南北飞渡，征调自如，处于主动地位。围攻安庆后期曾国藩敢于将大营安置在东流附近的江面上，围攻天京期间曾国荃敢于将粮台安置在雨花台附近江面的泊船上，都是因其具有水上优势。曾国荃屡以双层壕墙的呆着得手，亦因湘军控制着长江水面，可以保障饷道通畅，否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近代史学界大多认为，曾国藩集团靠湘淮军起家，尤靠水师炮船起家。他们不仅靠它打赢了这场战争，还由此形成了以船炮救国的最初信心。
此外，湘军马队与军事装备也优于太平军。据说，陈玉成同多隆阿作战屡次失利，皆由于太平军骑术不及满蒙旗人。双方交战时，他们或用套马竿捉拿太平军英勇善战、冲锋在前之士，或以骑兵自后远远列队兜围，致令太平军士气受挫，最后失利。
曾国藩集团对武器的改进亦非常重视。在水师方面，曾国藩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东征之初即拥有大小火炮五百七十门，是太平军所远远不能相比的。其陆师火器也不断增强，屡改营制大都与此有关。咸丰四年曾国藩等人将每营三百六十人改为五百人，其中所增一百四十人之中，除长夫一百二十人外，还含有抬炮每门增四人，计一六人，以便于发挥其火力。咸丰十年左宗棠统军之后，将军中抬炮改为劈山炮，从而大大加强了陆师的攻击力量。曾国藩称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亦效法左宗棠，将军中原有抬炮换为劈山炮，并再度修改营制。李鸿章对使用洋枪洋炮更为积极。淮军初如湘军，抵沪后很快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且训练亦改用洋操，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支准近代化军队。曾国荃步其后尘，亦托李鸿章从上海为他购买洋枪，但数量不多。曾国藩开始表示反对，主要是心疼钱，说刀矛很便宜，一支可用多年，照样打胜仗。而买一支洋枪要花好多银子，打几下就不能用了，不划算。老九不听他的，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太平军也有不少洋枪。据说，仅李秀成的亲兵卫队就有二千支洋枪，多是徐少蘧等人从上海给他买来的。惟子弹很少，购买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湘淮军则洋枪洋炮之外又有洋枪队大炮助威，故在装备上大大优于太平军，这也是其最后取胜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仅就军事而言，它较之以上三条，也属于次要原因。
§§§第二节 筹饷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