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实质。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并非亲如家人，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那么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就会立刻突现出来。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无不闻命而动，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观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其时，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然事后竟不置一词。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仿佛是四十年后“东南互保”的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实力集团，其形成、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否则，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亲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
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00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十二日载：“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赢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成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庸庵文外编》，第3卷，第28页。）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曾文正公全集·日记》，下卷，第41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润五月初六日。）。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经人篡改，那就无从得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鸿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然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咸丰十一年条。湘绮楼癸亥秋七月刊，第1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总第596册，第39页。）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阁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闿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51页。），“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度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于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株连太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45页。曾国藩这时的身份是墨绖出征的前兵部侍郎，原则上属于京官，与咸丰十年担任两江总督后所守臣道截然不同，对朝廷的用人行政是可以上奏建言的。他没有这样做则完全出于自身的原因，与朝廷体制无关。）从后来的情形看，曾国藩的思想主张与奕更为接近，故辛酉政变只是使他虚惊一场，远没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罢免奕时，所给他带来的震动那么强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不料，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九洑洲要塞，尤其苏州、杭州相继攻克之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而清政府在处理曾、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使他感到形势紧迫，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43页。）而“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又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42页。）当然，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39页。），“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曾文正公书札》，第24卷，第7页。）。又说：“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4页。）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43页。）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深明以退求进、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不过，此所谓“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则属谎言。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而曾国藩这样讲，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就是说，曾氏兄弟太过招摇，其功成身退、割权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未雨绸缪。有了这一伏笔，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接到奏报即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谓狂妄之极。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苦战时，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无论此事确实与否，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