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曾国藩于极度失望之中，仍对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盖同宋朝相比，清政府毕竟对他宽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后，虽功高震主，颇有取清自为的条件，清政府亦仅只剥夺其足可“图谋不规”的资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权、利权及个人威信，一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恪守臣道、并无称帝之心，则不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即作为一个功臣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就是说，清王朝虽疑忌功臣，但与宋朝相比要轻得多，对功臣的处理也宽大得多。故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命运，要比岳飞等人幸运得多，遂使曾国藩对此感激不尽。他曾对人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然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又说：“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韩、刘、岳之兵柄。”“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获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曾文正公书札》，第30卷，第44—45页。）这些话虽是同治六年说的，亦难免美化之意，但大致与实际情况吻合，清政府基本上还算“宽大诚明”。他虽然曾在咸丰五、六年间和攻陷天京前夕，颇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怀疑惧，同治四年亦曾怀疑那拉氏会屠戮功臣，但毕竟身名俱泰，没有发生东汉夕阳亭、南宋风波亭之事。这说明曾国藩与那拉氏双方，都接受了历史教训，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妥协、相互克制，从而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则很可能破坏君臣之盟，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非凭空设想的道德规范，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何况此亦并非耸人听闻或凭空假设，只要重温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于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以新政为名罢免袁世凯，从而拆散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军政官僚集团的联盟，尤其破坏了双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导致袁世凯再度上台之后，在完全有力量攻占武昌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利用革命党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败革命党后洪宪称帝，虽几经周折、费时数载，亦同取清自为相差无几。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仅用个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来解释显然是很不够的。因为决定人们一切行动的最终驱动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对袁世凯来说，这是他所能看到的对之最为有利的唯一选择。他不是岳飞，不可能仍对一个不可信赖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党，也不可能忠于共和制度。即就个人品德而论，假如袁世凯真的时怀退志、根本不计较个人的出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辛亥革命扼杀于血泊之中，难道这就一定会得到比今天更好的历史评价吗？他既然视权位如性命，也就不会听任自己手中的大权落到革命党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只是多年以来，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多注重于革命经验的总结，痛恨袁世凯的背信弃义，很少有人从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更不会将它与曾国藩的功成身泰联系起来，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上十条虽主要是讲曾国藩如何处理同清政府的关系，但对整个曾国藩集团来说亦颇具典型和代表意义，至于其他成员的态度与对策，则将于第二节中述及。
§§§第二节 坐断东南
作为汉族地主阶级新贵的曾国藩集团，通过一场战争固然为满洲贵族保住皇位，仍须对之俯首称臣，但却乘机取得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隐掌半壁山河，从而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清政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太平天国革命尽快地镇压下去，十余年间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权交给领兵作战的湘淮军将帅，使这些原本无权无位、身份平常的书生，一跃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员。不过，清政府在大量放权的同时，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们将来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为此，清政府拟定种种防范措施，对于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权人员，采取不同的办法。例如，总督一职，两江、直隶、闽浙、云贵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唯湖广总督一席却长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们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抚一职，清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却偏偏不肯授予曾国藩。署理鄂抚，旋予旋夺；自请赣抚则宁可让其回籍闲居，也不肯一遂其愿。至于曾国荃的命运尚不及乃兄。补授浙江巡抚，攻陷天京前不许单独奏事，攻陷天京时不许单独报捷，攻陷天京后则既不许赴任也不许奏事，唯恐江浙财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国藩不得不强奸弟意，代请辞职。授予湖北巡抚，却让他处处受制于总督，连朝廷发来的寄谕也要到督署领阅。这样，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在地方权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矛盾，投钩设钓和巧取强夺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国藩集团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终于将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权，尤其东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兹大致以地域为序，就曾国藩集团取得地方大权的过程简述如下。鉴于这一时期例行督抚专政，地方大权操于督抚手中，故此陈述以督抚的任免为主线，司道提镇基本略而不计。
曾国藩集团对地方大权的争取首先从两湖开始，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围绕权力之争的种种恩恩怨怨，也首先从这里开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乡，其筹饷、募勇亦首先从这里开始，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就不能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问题，从湘军萌发之时即已存在，而王錱状告湘乡县令之事则开其滥觞。其时双方势如水火，各不相让，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抗活动，更谈不上镇压组织严密的反清起义军。其后事态的转机始于朱孙诒调任湘乡县令，一改前任所为，大肆笼络当地士绅，不仅依意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还令其头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遂使湘乡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从此，湘乡县令虽一换再换，但无不唯士绅之命是听，致使该邑不仅成为曾国藩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而且成为他们最初接管地方政权的一种模式。故湘乡之举既是曾国藩集团逐步夺取地方政权的前奏，也是这一行动正式开始前的一次演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其实践上与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重新改写。
当太平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很快形成官绅一家、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熟习曾、胡、左等人，且一向与之关系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绅，遂采纳胡林翼的建议，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对之言听计从，实际情形同后来骆秉章抚湘时极为相似，巡抚居其名，师爷行其实。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由曾国藩集训，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曾国藩出山之初诸事办理顺利，也是这个原因。其后，他与湖南地方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屡生波澜，则是由于张亮基调离湖南，左宗棠随之而去的缘故。迫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国藩在湖南的处境亦随之大为改善。这是因为曾国藩集团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权。咸丰皇帝所以对左宗棠之事大为震惊，且不听骆秉章的辩解，想必通过樊燮一案，复联想到左宗棠屡调不出的往事，从而弄清湖南大权旁落的真相，视为劣幕操纵的典型，决心依照祖制，严加整治。其后所以放弃追查并转而重用左宗棠，则因迫于战争形势而不得不从权处置，只求良好结果，不问具体过程。就是说，咸丰皇帝实际上认可了这件事，不管由谁掌权，由谁来办，只要能把太平军镇压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之际，又推荐“小亮”刘蓉以自代，使曾国藩集团继续隐操湖南一省大权，与左宗棠时期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咸丰十年骆秉章调赴四川，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曾国藩集团才告别了这种暗中操纵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权。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则既有类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掌权到公开掌权的过程，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不同，持续的时间不同，而权力之争则更为曲折隐蔽，牵扯面也更大、更深。这不仅缘于督抚同城之故，还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为重要。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出山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他不仅同胡林翼关系密切、引左宗棠为心腹，而且处处同情与支持曾国藩，故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后台。咸丰三年张亮基调抚山东，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对胡林翼甚为器重，亦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长，上任半年即败死黄州，使他们空喜欢一场。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高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然却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咸丰五年陶恩培战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抚。因胡林翼手中无兵，名气不大，又得文庆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无疑惧之心，肯将湖北巡抚之位授予他。但由于湖北位居长江上游，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故不肯将一省之权交给汉员巡抚，特命原荆州将军官文任湖广总督，主持全省军政大计，使胡林翼纵有种天之翼也难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满洲贵族、咸丰皇帝的亲信，地位难以动摇。故胡林翼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对之曲意奉迎、倾心结交，令其诚心感佩，言听计从，从而达到独操一省大权的目的。薛福成曾专门著文谈论此事。其时，官文驻长江北岸，主上游军政，胡林翼驻南岸，主下游军政，“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双方办事作风大相径庭，“文恭（指官文）于钜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谓然。”咸丰六年底，湘军再次攻占武昌后，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一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胡林翼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两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隐操一省大权，而胡林翼则以交欢官文的办法兼有总督之权，故其情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仅以此独掌一省大权，且通过官文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借以实现曾国藩集团的政治意图。例如，先后两次分别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国藩、左宗棠共图安徽，保奏刘蓉超升陕西巡抚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图向清廷奏准的。正像薛福成说的那样，“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计谟所定，志行计从。”故“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庸庵文编》，第4卷、第22—23页。）徐宗亮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细节则较为详尽。其《归庐谈往录》称：“当武汉初复，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汉，分为两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两公遂成水火之势。文忠一日具疏参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请改，文恭闭不纳。时宝庆守魁联荫庭被议随营，周旋两府间甚洽，因诣文恭言日：‘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请往说胡公，使下公。’旋又过文忠言曰：‘官公忠实无他肠，友谊极重。公若与结好，凡事听公，决无后虑。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为，公其思之。’两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释。魁又促文恭先过文忠布心腹，于是结为兄弟，家人往来如骨肉焉。（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光绪十二年刊，第1卷，第1页。）”薛福成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们的记载还是较为可信的。而魁联曾任湖南宝庆知府，同湘军将帅关系密切，塔齐布、普承尧所先后统带的宝勇，就是由他募练的。后又得官文赏识，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为候补知府后，复应聘赴湖北为其管理营务。故能取得官、胡双方的信赖，担当起为他们疏通关系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