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世时，不仅国家权力分配上内轻外重的形势已成定局，且分裂之象已露端倪。同治六年当他正为军制改革的成功和集权一身的经验自鸣得意的时候，其心腹幕僚赵烈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做法的恶果：“师（指曾国藩）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联系前面关于“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和“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话，其意思是很清楚的。无非是说，导致将来国家分裂的祸根，是由曾国藩一手种下的。还有一次二人聊天，当曾国藩表示“吾尚有归志”时，赵烈文极为郑重地对他说：“师进退大计，所关非浅。”“师万事不理，卧而镇之，犹胜寻常万倍。言师之才德，皆近于谀，兹姑弗言。湘、淮诸军之各有门户，师所知也。杨厚庵统水师，名动江表，一改陆师而号令不行。迁地弗良，其效尚如此，况百万之众，贵则茅土，富则陶、猗，皆一人所提携。现虽散处，其中豪强节概之士不可偻指而数，一旦取而代之，其可得乎？三年冬师奉命离任督剿江、楚，旨甫下，而人间已有扼腕不平、愤愤欲起者；况师谢事而去，易以新督，自颈以下不与头接，是大乱之道也。两楚三江伏戎数千里，所惮一人耳。师今日去，明日必呼啸而起。师至时而欲悔，上负君父，下负黎庶，不已晚乎？师向奏言，谢事不敢望归田里，欲统万人任一路。师试想，师为统将，孰当驭之？且天下虽大，何处可容师迹。”曾国藩听后立即表示，“足下言切如此，能无动心”（《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可见赵烈文讲的话是符合实情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除赵烈文外，王闿运也看出了这一问题。同治九年他看过《五代史》后，借古鉴今，为之大惊，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观其将富兵横，矛戟森森，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泉兀。余去年过湘乡县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
曾国藩死后，这种兵为将有、督抚专政的情况更为严重。后来有人描写江宁的情况说，金陵“光复后战兵虽裁撤，留防湘军常万数，江督一缺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盖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变。杨金龙（湖南人）提督江南十余年，虽跋扈而朝廷不敢动（时哥老会匪多湘人，杨为其魁，遇事专擅，历任督臣不能制），亦此故也。光绪甲午、庚子间，刘忠诚公（刘坤一，字岘庄）督两江前后殆十载，竟若一日公不死，无复有可以代之者。金陵遂俨然湘人汤沐邑矣。”（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民兴报馆版，第1册，第9页。）
迨及甲午战败，湘淮军一溃千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编练新军以取代勇营，亦欲乘机从汉族将帅手中收回兵权。怎奈满洲亲贵积习难移，凡事不肯躬亲，更不肯苦下身段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故虽有庆王、荣相凌驾于上，荫昌参与其间，但实际上只有袁世凯一人在小站积极、认真地练兵，遂使新建陆军一开始就牢牢控制在他的手里。
袁世凯同曾国藩集团，尤其李鸿章淮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谓外交、军事才能，更主要得自湘淮将帅的熏陶。这不仅因为他在朝鲜编练的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周家禄：《恺寿堂集》，第10卷，第14页。），新军最初的营制营规，多从湘淮军变通而来，其大小军官也多以淮军将领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即如直隶扩练新军时兵、饷、人事大权集于一身的做法，亦源于当年曾国藩有关直隶练兵的奏章（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和朱东安《曾国藩传》的有关章节。）。无怪乎御史王乃微奏称，“今日国家兵赋之大政悉听一人”。“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不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又说：“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2、43页。）而正是由于这种军营体制上的继承性，从而造成北洋军的军营风气，与湘淮军一脉相承。其所谓“湘军演变而为淮军，淮军演变而为北洋军”（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3页。），正是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历史渊源。有人甚至直指新军为淮军的变种。
更为幸运的是，经过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清政府直接掌握的武卫军中的其他几支武装基本瓦解，唯有袁世凯的新军因拒不从命而保存下来。而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的需要，不仅对之不加追究，反而将其所部新军一再扩充，使之很快增至六七万人，从而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政集团。袁世凯掌握了这支武力，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大清国柄和满洲贵族的命运，待他们发现形势危机力图挽救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而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的相继谢世，更使袁世凯成为统兵大帅的一支独秀，那拉氏往日对疆吏权臣的控驭之术失去灵验，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满洲皇室的政治危机。迨及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之机东山再起，满洲皇室孤悬其上，清王朝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子。
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辛亥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彻底粉碎其旧的国家机器，尤其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及其反动武装力量。然革命党却既无举兵北伐的饷银，也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军事实力，只得接受南北和谈的结局，仅将袁世凯的头衔由清王朝责任内阁的总理换成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作为清王朝主要支柱的北洋集团及其反动武装力量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后袁世凯正是利用手中的这支武力，逼迫革命党步步退让，攫取全部大权，致使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例如，逼迫孙中山出让临时大总统，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都是利用北洋将领的宣言、兵谏、甚至伪装兵变的办法实现的，否则，他的政治阴谋不可能步步得逞。当其反动面目完全暴露，革命派起而抗争，举行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又用这支武装力量，彻底将南方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使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
迨及袁世凯洪宪帝制彻底失败并随之死去之后，虽然保住中华民国的名义，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帝制的终结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却使北洋将领失去权威力量的制约，沦为赤裸裸的大小的军阀，并在实际上成为社会的最高主宰。他们仰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自己手中的武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割据混战，轮流坐庄，践踏国法，强奸民意，遂将民国初期的十余年间，弄成既无君权又无民权的黑暗时代。
§§§第三节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通过自己一生的言论和行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形成一条路线，其要点是：继承中国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以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的道统；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合作；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以兴办军事工业；集军、政、财、文与人事大权于一身，以建立准军阀制度；强化封建统治，以镇压人民革命。总之，就是在保持封建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加强统治力量，对付日益觉醒的革命人民，使中国社会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条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地主、买办阶级的根本利益，最适合他们的需要，深受他们的拥护。因而，这条路线的创行者曾国藩，就成为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受到其政治代表人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的顶礼膜拜，被推崇为一代“圣贤”。
曾国藩死后，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全盘继承了这条路线。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接着，他详述了自己接任直隶总督时，曾国藩向他传授办理外交的秘诀的经过：“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李鸿章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教训李鸿章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听后，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李鸿章对人说，“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还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这十八条“挺经”李鸿章只讲了一条，其馀十七条的内容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李鸿章的理解，“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吴永：《庚子西狩丛谈》，1943年版，第四卷，131—134页。）。由此可见，李鸿章办理内政外交的那套本领基本上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无怪乎清末学者夏震武曾说道：“合肥（指李鸿章）、南皮（指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误国，而不知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夏震武：《灵峰先生集》，第四卷，第56—57页。）
李鸿章死后，这套衣钵就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早在京宦时期就与曾国藩、李鸿章志同道合，镇压太平军、捻军以来更是互相支援，配合紧密；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的父辈也都追随袁甲三和湘、淮军干过镇压捻军起义的勾当。其中袁保恒、袁保龄曾任左宗棠、李鸿章幕僚，袁保庆也曾为淮军采办军米。袁保恒还曾一度在李鸿章部下带勇，其官至户部侍郎，恐怕也离不开李鸿章的举荐。袁世凯本人的升发也多靠淮军将帅的扶持。袁世凯自幼读书习文，满望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爬上高位，不料乡试名落孙山，遂弃文就武，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充任幕僚，从此依托李鸿章，“颇受奖植”（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四卷，第138页。）。其后他受命驻扎朝鲜和担负编练新军的重任，都同李鸿章等人的保荐分不开。虽然曾有一个阶段，李鸿章怨恨袁世凯改换门庭巴结翁同龢，骂袁世凯为“小人”（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四卷，第138页。），但临死时还是选定袁世凯为接班人，向清政府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担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这个当时说来最为重要的职务。袁世凯果然“不负”李鸿章的“厚望”，其一生之所作所为，无一不遵循曾国藩、李鸿章的路线，而卖国与专制则尤过之。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1927年叛变革命后取代北洋军阀而兴起的蒋介石新军阀集团，更集卖国、独裁于一体，把曾国藩制定的反动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近，一位香港学者在评论曾国藩对后世统治者的影响时不无感慨地说：“从曾国藩、李鸿章自咸丰十年讲洋务以来，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中国都是谨守曾、李的‘不宜自我开衅’之戒，只在‘万分无礼相加’时，不得已才起而应战，故东西各国频年对中国之‘无礼’，执政权的人都不欲言战。于是二十一条逼签，也只好俯首签字；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亦可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一夜之间可以夺去我东北三省，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无礼’，仍谨守曾文正、李文忠二公的遗教！曾、李的精神真伟大极了，死已三五十年，还能影响执政诸公也！”（高伯雨：《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第89页。）又说：“有些人论李鸿章办的是卖国外交、媚洋外交，无非是说他所订的条约多丧权辱国，但从李的时代起，以至1949年，办外交的人会不会比他好呢？”实际上“民国以来的外交家”，还“万万”不如李鸿章（同上，第99—100页。）。可见从曾国藩至蒋介石，其思想政治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蒋家王朝对曾国藩的吹捧甚至过于前代。
蒋介石一上台，就一反过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把辛亥革命时期遭到志士仁人痛加批判的曾国藩捧上了天，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皆奉为宗师。其后他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训练军事和党政骨干，又提倡阅读曾国藩的著作，到处发表演说，言必称曾、胡（即曾国藩和胡林翼），叫喊“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彭国栋编《蒋介石先生嘉言类钞》，商务印书馆版，第397页。），妄图借用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时有人评论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时认为，“清末士人昌言革命，詈曾、左如盗贼，以神圣颂洪、杨”。“今政府（指蒋介石反动政府）念平乱之无功（指蒋介石指挥的围剿江西红军的反革命战争屡遭挫败），求治兵之本计，通令军将，通读公（指曾国藩）书”（何贻焜：《曾国藩评传》，1937年版，第622页。）。真是寥寥数语，道出了蒋介石抬出曾国藩这具政治僵尸的真实用意。这时有一个“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归来，重沐总裁（指蒋介石）熏陶，凛然有动于中”（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商务印书馆，第1页。）的御用文人，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遂摇动笔杆，大造舆论，把什么“伟大”呀、“崇高”呀、“古今完人”（同上，第75页。）呀等等漂亮言词，都一起堆到曾国藩的头上，甚至还拿蒋介石同曾国藩加以对照，探索其中本质联系。他认为，“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以诚为一世昌”（同上，第78页。），并由此“窥见本党（即蒋介石国民党）与湘乡之渊源”（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后记》，第1页。）。直到1964年，一些御用文人仍把曾国藩当成他们鼓吹所谓“反共救国”的精神武器。有人在一本专为配合当时所谓“反攻大陆”的叫嚣而修改再版的曾国藩传记中说：“他（指曾国藩）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与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又说：“我们佩服曾文正公，就因为他有这种远大的眼光，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还离不开这种原则。”（萧一山：《曾国藩传》，第179、180页。）
总之，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来说，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不过是他们某一时期的政治领袖，而创行这条路线的曾国藩则始终是支撑其反动政权的精神支柱，而且越是到后来，越是在他们的统治感到危机时，这种作用也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