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现自然影响了他们对雇主的态度——加倍扩大了对公司的不满。事实上，在这段期间内“零参与”已转换成了憎恨，也就是说，他们对工作缺乏激励性和吸引力这件事，已经无法再保持客观的立场了。他们将工作视为追求一切理想的阻碍，最后终于变得憎恨公司了。
艾里斯在开始第二个工作后4年时，将工作形容为“陷阱”、“监狱”，和“一个使我无法享受自我成就的苦差事”。
柏莉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这是什么工作？什么也不是！既没乐趣也没有升迁机会可言。”
若把这种抱怨的现象归咎于选错了工作，只要换换公司或甚至另选行业就能弥补过来的话，那是根本没抓住问题重心。
事实上，他们换工作的次数远比我们研究抽样中的其他人高出60％，在他们开始工作之后的头16年里，每个工作平均只干了25个月。
我们当然不是有意责难换工作这件事。有的时候，改变工作是相当值得的。但是，除非我们了解艾里斯、柏莉这些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态度，否则无法明白改变工作为什么对他们毫无作用。其实他们自己也了解，不管换过多少工作，问题似乎一直紧跟着他们。
艾里斯及柏莉从第一阶段发展至第二阶段，了解问题存在（从钱太少到责怪别人）的过程也许并不重要，不过在这个事例中，就好像过河拆桥，无退路可走似的，因为他们开始轻视惟一可能解决他们苦闷的事——工作。
然而，在第二阶段的人通常把工作本身与工作环境搅混了，因此艾里斯和柏莉就开始编造许多妙语来讽刺公司。
艾里斯在工作7年后说：“这公司根本不懂质量！”他以此解释减弱他尽力做好工作的动机。4个月后，他又换了一家公司。
同样的，柏莉也将公司嘲笑了一番，她在毕业后8年说：“我呆在这儿实在是浪费，这些人只会做垃圾生意，我甚至不应该将宝贵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简言之，这两个人刚开始工作时，都没有能够和工作真正融合在一起。几年下来，疏离的程度渐渐扩大。虽然他们起初都说希望有个事业并且也有心要发展事业，但最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三、“要是有人替我工作，我天天出去玩，那该多好”
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距离（他们认为是与公司之间的距离）倒使他们产生一种或许有用的观点。不像那些一味埋首工作的人那样见木不见林、看不清全局，柏莉与艾里斯却是远远置身于工作之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远景上。
“我有个伟大的计划！”艾里斯常常这样说。常为一个他认为能使他一夜成名的计划而费心费力。
柏莉也一心一意要找出一个能迅速爬上晋升之梯的方法。基本上，他们视工作为麻烦事，希望能尽速地解决掉，并且认为：唯有找出一个能战胜制度的方法才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们俩人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展开了攻击：服装及管理。他们对于工作的发展性，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时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这毫无意义。”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以及公司的努力都是徒劳。柏莉谈到她的第三位雇主时刻薄地说：“即使公司明天就关门，有谁会留恋呢？我可不会！”
事实上，他们是置身于工作之外的，而且与一般局外人一样，特别注意工作的目的。在他们的眼里，努力工作毫无目的可言，至于全神贯注于工作的乐趣他们是体会不到的。既然工作内涵已不重要，那就只有外表比较要紧了。
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服装上面，这实在是一个很迷人的转变。我们往往认为，失去工作兴趣的人穿着上都会有渐趋懒散的倾向，但艾里斯和柏莉却并非如此。很矛盾地，愈是对工作不关心，他们愈是注意穿着，他们以为：穿着是通往成功的秘诀。艾里斯不止一次地说：“对我来说，注意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柏莉更常说类似的话。
当穿着整齐时，他们看起来的确引人注目。当然，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俩除了服装之外就没有其他条件可支撑他们了。私底下，他们承认已不再对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感兴趣，但却急着想要获得升迁及加薪。若无法以工作表现来争取，就只好以服装来取胜。艾里斯甚至学会了放松领带的技巧，他说：“只要稍稍放松一点，看起点就像我正忙得不可开交似的。”
前面我们讨论有害工作的三个阶段中的前二段，看来似乎有些沮丧，不过第三阶段可是令人振奋愉快的。艾里斯和柏莉当然不会年复一年地只是舔着自己的创痛。对像他们这么聪敏机智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未免太不健康了。相反的，由于人类聪明才智的胜利，他们决定正面迎接第三阶段危机的挑战——打击制度。
有时候他们盘算着要如何打击制度，都会觉得愉快万分。柏莉吹嘘道：“我可以预知老板什么时候要来，他来时总是看见我在忙着。”她开心地笑起来，接着又说：“有时候我真想放个机械人在我椅子上，老板经过时能够骗住他，然后我自己溜到海边去玩。”
同样的，艾里斯也想出了一个刺激的小把戏来达到打击制度的目的。公司在银行为他开了一个专为支付出差费及应酬的账户，允许他每星期两次带客人到附近餐厅吃中饭，当然公司是希望他宴请生意上有往来的客户。
艾里斯在3月份骄傲地说：“今年到现在为止，我请的没有一位是客户，也没有人查我的账户收据，我只需在信用卡签单上填入适当的名字就成了，真有意思！”
当他们30岁以后，就开始公开地谈论要如何在管理阶层中求得一席之地。“从前我无法提此要求，”艾里斯32岁时说：“我那时看起来太年轻了。”柏莉也觉得她已经到了可开始要求管理工作的年龄了。“你晓得，我在这儿也有好一阵子了，”她说：“我也该有资格提此要求了。”
对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很简单，年资就是晋升的资格，工作了10年之久，现在该够格晋升到管理阶层了。事实上，年资是一张无形的赠券，价值每年增加，现在他们准备用这赠券了。然而，尽管他们极力游说并且在外表上下功夫，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却几乎没有任何适合他们的升迁机会，这也是他们不时抱怨的话题。
虽然如此，艾里斯和柏莉在一连串的挫折当中电有一项胜利：十几年前他们对成绩不屑一顾，因而获得同样的赞同。他们假装成绩无关紧要，经常与同学聚在一处，讨论如何打击学校制度。
试图在工作上打击工作制度和在学校里打击学校制度，具有相同的社会利益。我们猜想这些试图打击制度（任何制度）的人，是在寻求一个能快速增加报酬的公式或诀窍。但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这么有意识的。
以艾里斯和柏莉来说，用不认真的工作态度来作为报复薪水太低的手段是有意的，至于讲求穿着并且要求管理工作并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行动。他们非但不曾察觉自己的行动，也不了解自己如此做的原因，只是在潜意识中试图借着快速爬升来战胜制度，这也是他们俩人主要的中程目标。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拥有金钱和地位来过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能想象每天一早司机开一部豪华轿车来接我上班的情景。”艾里斯34岁时说。
当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之后，很奇怪地，他们便把一切的想象力及创造力都投注在寻求打击制度的方法上，而不肯专心致志在工作本身了。他们也了解，成果很有限，但并不等于零。艾里斯与柏莉在某方面失败了，却从其它方面赢了回来。他们似乎受到一连串事业上的挫折，但也获得了社交上的利益——可以拿自己打击制度的经验和同事及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互相讨论。
不管上班或下班休闲时，他们都成功地塑造他们想给予人的印象。他们似乎很有野心，也认为自己的确如此，这也算是一项胜利吧！至少他们把工作搁置一边也就避免了因工作而带来的寂寞，不然，也许就得孤独地追求自己的工作理想了。
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和人交际时，寂寞却不期然地涌上心头，令他们苦恼万分。“我已经竭尽所能地去寻找同伴了，”柏莉33岁时说。但最少他们可以得到部分补偿——打击制度永远是一个可以和同事、朋友愉快地相互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