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上海民居，多是砖木（竹）平房和由平房围成的三合或四合宅院。千篇一律的中客堂、东宿舍、四厢房。鸡犬之舍、水井柴灶和豆棉晒场，曾使它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类平房多为聚族而居，宗姓自然成为它的重要符号，如叶家宅、汪家弄、沈家巷等，此类地名尤以南市多见，那里的居民都是本地人，因而较多地保留着“正宗”上海人的文化习俗。
进入近代，上海的居民类型日趋多元化。洋人和上层华人占遍了租界和越界筑路地段的花园洋房与公寓。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首，尽法人、白俄商肆；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吴淞路则多日侨。洋房“寓内陈式俱为欧式，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客至狗摇尾以迎”。但是在闸北、沪西、浦东等华界，下层市民则栖身于铁路河浜近旁、废墟荒冢之上的简陋棚户内，药水弄、蕃瓜弄、潭子湾成了苏北人的“世袭领地”。大上海被人为地分割成所谓“上只角”与“下只角”，这两个市井用语显然有着比地域划分更为深层的涵义。
然而，最能代表近代上海住宅和反映都市风情的，恐怕还是那“五方杂处的弄堂”。19世纪70年代，传统的院落住宅开始采用欧洲联排式布局，产生了如宁波路兴仁里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其后又依次出现了类似九江路九江里的广式住宅、新闸路东西斯文里的新式里弄住宅以及像大陆新村、西新别墅、长春公寓、上方花园那样的花园和公寓式里弄住宅。弄堂房子的结构外观逐步洋化和现代化，弄堂名称的传统色彩也渐次淡化。如早期弄堂都以富贵荣华、仁义道德、吉祥顺平为名，有些石库门的门额上还题着诸如“厚德载福”、“德荫维新”、“积厚流光”一类的古训。但是二三十年代后建造的新式弄堂名字，则多与产权者、马路地名有关，如大陆银行之大陆新村，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闸路之西新别墅等，且有以中英文对照标出的。
早期居民地缘观念重，喜同乡聚居。胡祥翰《上海小志》称“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后迭经迁徙混居，各地人的依食语言互有交流融合，然在许多场合依旧乡音难改、土俗难易。
人口无限，地坡有限，随着各籍人士的大量汇娶，房屋开间也愈造愈狭，天井小如一线，灶披窄仅数尺，楼梯间、夹弄、走廊、阁楼、亭子间、晒台间，处处可隔可搭，一出出“七十二家房客”同时上演。
弄堂里的生活是嘈杂的，生存空间的压缩带来了人际心理的畸变，上海人就在这弄堂里养成了自己独特的习性，是兼容、精明，还是圆滑、势利？抑或两者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