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苗苗
悲观主义有多种形式。一个是教条主义的悲观者——这主要是迷途中不知何去何从的小市民。教条主义的悲观主义通常都会导致一种教条主义的修正世界的思想。教条主义的悲观主义在艺术表现中始终是一种道德主义，其形式则最经常地是一种悲怆（即是一种丑恶可耻的社会不公正，或是对长时间垂死挣扎的一种黯然神伤、望洋兴叹和绝对低劣的描述，譬如西蒙·德·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这本书）。心存道德的艺术家最终也只是停留在自我和徒劳的义愤填膺之中。
还有一个是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这样的人屏弃了世界，但同时又要向我们耳语着他的秘密，就像是偶尔为之的骗子，攫取着我们吝啬难施的同情。透过其潜在的趋势，这种悲观主义仍然是抱怨、容忍和渴望。在其糟糕的各类形式中则表现为对“美妙感觉”的遮遮掩掩的呼唤，这么一种乞求针对于得胜的一方总是表现为沉默。其结果是，伤感被相互隐藏着，刽子手原谅了受害者。——注意，它还竭力将这个形式封闭起来，好比是把内容塞进玻璃板后面，我们可以清晰地近观，但不可以亵玩。
在反对道德主义者问题上我的最终的论点是——他们总是规避在一个圈子之中。人们在玩弄他的所扮演的角色，而他却认为自己在玩弄别人。道德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是艺术家，因为他不仅没有创造一个世界，但却在世界之上裁判是非，他完全在进行着徒然无用的工作。因为在现实中道德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又是行为的一个更为柔顺的因素。我还从未见识没有审视过本身道德的正确性——甚至说是优势性的这样一个非道德性的人。
这绪论是何等的精彩！我们在《判断力批判》洋洋洒洒的绪论中可以读到，审美、审美的知感和全部的美学“在人类学角度上自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的，人内心中所有永恒的和无法改变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准则是：要让他们看到我已成为他们所要求成为的样子，即成为屈从于极权统治的一个虚无的生命、一个机能主义的人。
我必须用心竭力地使用已检验过的和可以检验的素材。我不仅恪守着这个责任，而且还严格把握素材的细节。对车厢的描写，对整个旅程，如何到达奥斯维辛的，人们被筛选的过程，洗澡和穿起衣服——所有这一切必经的一幕幕接二连三的情景都要力求精确，就像是中世纪的耶稣受害剧中把钉上十字架的经过程式化一样。但由此产生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该如何填补素材与小说组织结构之间出现的难以结合的空隙？如何避开从常规化后面不时呈现的有讹误的场景——即所谓的“历史”，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问题上，它根本不可谓真实，而我们又被迫去回顾的东西。“历史”这个勾画的概念之后所包含的不过是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事件。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在极夜中摸索时，我们以所选择的星辰的光闪矫正着自己前行的步履，同时我们又深知，这星辰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我们又为何要选择星辰？显而易见，是因为有黑暗存在。——疑问所引向的还是疑问，众多的疑问兜着圈子，而这又是一下无法进入的圈。
我已知道，什么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空无。叹息，思绪和绝对，我们在具体中生活，但却渴求着绝对，并在空空如也中终结——因为死亡是具体和绝对这两个东西恐怖的碰撞，对主观主义而言，死亡则是具体和绝对两者的具有讽刺性的交融。最大的讽刺是，主观主义还未曾有所体验，因为死亡不是一种体验。
人！活着，但却不拥有生命；思想着，却一无所知。在群集中，个人无法单独地生活。人都从属于一个自然，却又在捣毁着自然，使其成为满足于社会。最终他所做的一切即为了自然，也毁灭了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无法遵从法律的束缚，因而只能被动地生活在谎言和自我憎恶之中。
突然而令人惊奇的变幻。比方说，我会猛然发觉自己已不是两个星期来的一只小狗，我又变回了一只狼，或者说是狐狸、野豺之类，反正随你怎么想都行——就是说我成了一个独自流窜的、小心翼翼又狡猾的动物，且在时刻留心着自己。
我该如何反抗，当自我折磨的欢乐充满在顺从中的时候？
如果在路途中躲过了地狱，你最多只能到达一片招摇的绿野，而永远也不可能进入真正的天堂。
译注：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法国女作家，存在主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