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苗苗
十三年前我师范毕业，分配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县城离家三十多里路，不能每天回家，就住学校的单身宿舍。想着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日晒雨淋，泥土里刨得的粮食换的钱，都给我们兄妹五个交了学费，90年代了，舍不得穿一件新衣，买不起一台黑白的电视机。我把每月总共一百一十三块半的薪水分成两份，八十元交给父母亲，三十三块半留给自己作生活费。好在学校里有食堂，如果不求吃好，吃饱饭总是没有问题的。日子虽然清苦了些，但是学校背靠村庄，面临小河，校园里绿树成荫，花草茂盛，环境宜人。尤其是晚上，校园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在宿舍里看看书写写日记，或是到河边走走，看看夕阳晚炊，日子，过得悠闲而舒心。
昔日的同学和村里的乡亲偶尔来县城办事，总忘不了到学校来走走。三表叔也常来，每次他都说说花妹。花妹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小时候的同班同学，初三中考后我去外地读了师范，她又连续两年参加中考，都没有考取，因为实在受不了毕业班那种紧张的学习，不读了。三表叔家境比较好，几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责任田的农活当然不在话下，就在家里开了个烟酒店。三表叔说不读就不读吧，回来也是个帮手，不能干农活还能在家看看店。在那个人们去乡里的供销社来回也要三个钟头的年代，三表叔家的店也确实红火了两年，光看他家那当时在村里很稀罕的四间青砖红瓦房，就够人们羡慕的了。花妹坐在店里，穿着光鲜的衣服，从售货的窗口露出的脸也似乎比以前白了很多。但后来这店就越来越不景气，人们买东西，都喜欢到县城，最不济也要去乡里的集市，因为集市里超市开了好几家，就是不逢集的日子，也能买到称心的东西。店里有时几天都不开张，用不着专人在那里看着了。可是没有摸过锄头，田里的活干不来，花妹在家难免胡思乱想，这就成了三表叔的心病。三表叔说，你看能在学校里给花妹找个临时工干干也行啊！当然，我不会给花妹找临时工干的——我哪有这份能力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考学校吧，这我能帮上忙，再说，花妹曾经连续读过几年初三，虽说丢下两年多，基础应该还是有的。
花妹住进我的宿舍，是那年的四月份，三表叔说，花妹就交给你了，将来要是能有个出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恩德。二十岁的我感觉到了肩头重重的——一种被人信任和看重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我托人在一所职业中学给她报上了名，找来初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制订了学习计划，我们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我上班的时候，花妹一个人在我的宿舍里复习，下了班，我去食堂买来饭，有时还要请食堂的师傅给她单独做点好吃的加强营养。晚上，我们一起到校园里，或是去河边，把她白天遇到的难题我们一起研究，需要记忆的内容，我提给她背诵。虽然三表叔有时也送点吃的来，但乡里乡亲的，我怎能总收他的东西呢？父母告诉我，吃亏是福，好人总会有好报的。从四月份到六月份中考前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给父母钱。花妹说，再考不上学校，最对不起的人是我，所以，花妹也学得特别用功。苍天不负有心人，接到扬州农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花妹喜极而泣，我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肩头的重担终于卸了下来。花妹临去扬州读书之前，三表叔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请我去他家吃饭，千恩万谢，说得我脸红，几乎喝醉了酒。
花妹每次从扬州回来，几乎都是先到我的学校，然后我们骑一辆自行车回家。出现在我面前的花妹打扮越来越时髦，大城市生活也在她的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痕迹，依然如学生的我渐渐地有些相形见绌。花妹读书的最后一年，在县城里谈了个男朋友，是有工作有房子的独子，她不再来我这里。毕业的时候，她经过努力，分进了县城的农业局，不久就结了婚。
我也结婚了，老公是同村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也是曾和我、花妹同班七年的同学。老公的父母是种了一辈子田老实巴交的农民，含辛茹苦地供儿子读完了大学，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我们也就无法张口向我们的父母要钱，凭着我的一点积蓄，又借了一点钱，买了简单的日常用具，学校的单身宿舍成了我的家。
一年后儿子的到来，给我增添了无数的欢乐。然而，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却再也容纳不下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吃住了。买房，成了我当时的最大心愿。省吃俭用了几年，离买新房还差的很远，即使是买二手房也得借一些才行。亲朋家里能借的都借过了，还差两千元，我想到了花妹。找到了花妹的办公室，她说：行，你明天来拿吧。第二天再去，她说：唉呀对不起，忘了，明天吧。明天再去，花妹不在，同室的人忿忿地说：你别等了，人家说不知你猴年马月才能还，看你来了躲出去了，什么狗屁朋友！我尴尬地笑，对那忿忿不平的同室说，噢，也许她也有难处。
从那间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被人嘲弄和轻蔑的感觉让我热泪盈眶，想到当年三表叔和花妹的千恩万谢，我像世人常说的那样对自己说：良心——良心值多少钱后来我终究买了那房，欠下的钱也早已还清。当年的事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但我再没追究过良心的价值，只是依然固执地凭着良心教书，凭着良心生活——感觉，依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