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人我国的？自古以来，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五种说法。
一、先秦说。晋·王嘉《拾遗记》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说此条“乃佛法人中国之始”的记载（见所著《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于公元前三世纪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既然印度佛教外传开始于公元前三世纪，那么，说公元前四世纪即有印僧来我国，显然是错误的。
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此条资料又见于道宣著《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101页）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照中国史料推算，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照印度史料说，他生于公元前563年，比孔子大14或岁12岁。释迦牟尼大约卒于公元前485年，比孔子早死6年。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同代人，佛教和儒家当时均处于初创阶段，中印两国尚无交通关系；相互之间无从知晓。“孔子深知佛为大圣”的说法。不啻梦中呓语。
二、秦朝说。“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引自《释迦方志》）。此条资料最早见于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然而这条资料是不可靠的。首先，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看，还没有一条过硬的史料能证明中印两国秦时已有经济文化往来关系。其次，可靠的说法是，张骞始闻身毒国有浮屠之教。见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既然说张骞通西域始闻印度有佛教，那么，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僧传教，当然是荒诞之说。
三、西汉末说。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公元前一世纪有毗卢折那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赞摩大寺。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也陆续传人了佛教，并建造伽蓝佛寺。学者们认为这是佛教传人我国新疆地区之始。《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印度传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主张此说。
四、西汉末、东汉初说。有的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只是佛教思想开始传人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秀之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优婆塞”（又译伊浦塞，意为“近善男”，指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和“桑门”（又译沙门，即和尚）。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明帝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详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这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根据西汉末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及东汉初刘英尚浮屠之仁祠等史实，黄心川、载康生在其所著《世界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前后）逐渐传人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版，110页）
五、东汉初说。从西晋以来，在佛教徒中间一直流传着“明帝求法说”。此说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为佛教传人内地之始。此说谓：“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日：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日‘佛’。”（《理惑论》第二十章）明帝遂派遣蔡情、秦景、王遵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情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滕、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建精舍给他们居住，称为白马寺。于是摩滕、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此说流传既久且广，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关于汉明帝求法年代，说法互不一致。有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说；有四年感梦、七年使还说；有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使还说。其次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说法也互不一致。使者有作张骞、秦景、王遵者；有作张骞、秦景者；有作蔡情、秦景者；有作秦景、王遵者；有作蔡情者。最后，关于佛典的传译，说法也不一致。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著，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译者到底是谁？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作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定论。任继愈提出不同看法：因为“这些记载有互相出人的地方，因而有人……断定汉明帝时佛教没有传人中国。但是我们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可以断定佛教……开始传人当在东汉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