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杰
一、引 子
辟邪文化作为古人通过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为等方式达到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被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知识匮乏的时代，人们面对无力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而产生的一种企图躲避灾祸、改变恶运、祈福获吉等一种特殊行为。
古都洛阳以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著称于世，地下数以万计的文物是其厚重文化底蕴和辉煌历史的有力佐证。在这其中，就有大量反映中国古代辟邪文化的珍贵文物，如出土于洛阳伊川县的东汉石辟邪、西汉中期至于东汉初期的驱鬼除魅墓葬壁画、北魏皇陵中的镇墓兽、铜镜以及隋唐墓葬中被视为镇邪压胜之物的铁牛、铁猪和镇墓兽林立于帝王、王侯将相墓前的石象生等大量古代辟邪文物，是洛阳先民辟邪行为长期历史积淀在墓葬文化中的真实反映和具体体现，反映了他们的辟邪观念、辟邪心态和辟邪行为。
旧时洛阳地区的人们受传统的“人死后有知”和“事死如事生”思想的影响，对鬼神尤其是敬畏有加，因此，对鬼神产生了一定的辟邪俗信。
洛阳民间驱鬼辟邪的方法多种多样，除了到寺庙、道观求神拜佛，请所谓的法师、道士采用符篆、咒语辟鬼，或者请僧人念经超度外，还有采用鬼魅畏惧、忌讳的实物驱鬼逐魅的风俗习惯。他们通过灵石、铜镜、铁器、玉器、植物（如桃木、柏枝、艾叶、苇索等）、动物（如老虎、金鸡等）、红色实物（如盖头、朱砂等）和其他实物（如扫帚、鞭炮、铜钱、雄黄等）来驱鬼辟邪。这些辟邪实物是洛阳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民间积淀、传承和推崇的避鬼驱邪经验和方法的物化体现。笔者不揣浅陋，就洛阳地区民间辟邪的实物载体的风俗源起、演变，谈一些自己的粗浅认识，谨缀文于后。
（一）灵石镇宅
洛阳地区民间有些人家在建房时，用高一米左右的长方形石碑嵌入墙壁中，或者单独立于街巷入口处和新屋大门前，石碑上一般刻“善”、“福”或“敢当泰山石”的字样，以驱鬼妖而镇宅安神，达到起居自如、平安如意的目的。
这种以“灵石”驱鬼辟邪的俗信最早起源于汉代。在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著《急就篇》中最早出现石头避鬼的记载。至唐代，此俗广为盛行，认为其可以“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建房时，多要在地基中放上一块大石头，民间百姓认为坚硬沉重的石头具有神性或魔法性，可以镇压鬼妖和灾祸之事。此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和近代。至今，在洛阳农村，仍可见到这种俗信。只是各个时期石头的形状发生了衍生和变化。
这种认为“灵石”可以避鬼镇宅的辟邪俗信，其实是古代河洛地区人们对石头崇拜的明显表现。石头崇拜是洛阳古代先民自然崇拜的一种。洛阳古代先民们认为石头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则寿侔子金者有之”，言其饱受天地之间风雨雷电、寒暑冷热的煎熬折磨仍然巍然屹立，其寿命远远超过金属材料，基于对石头力量过于神话的幻想，使人们产生了石头具有神力和魔法的观念。
人们对石头本身力量的崇拜外，还在于“石敢当”这三个字的含义。关于“石敢当”的传说较多，一般归纳为以下两种说法：一是传说石敢当是一个人，姓石，名敢当，骁勇异常，敢于同任何妖邪鬼怪作斗争，是邪鬼妖魔的克星。遇谁家闹妖风鬼气，就赠石头一块，上镌刻“石敢当”三字，立于巷旁门前或桥道要冲之处，即可驱鬼镇妖；另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封神演义》，言其为周朝时的神将，名“石将军”，因辅佐姜子牙、西岐文武二王灭商有功，死后被谥封为“泰山石敢当”，负责执守泰山的鬼门关道，因而被视为具有无边法力之神，能镇压任何厉鬼，后被衍化为避鬼驱邪之神。
（二）铜镜避鬼
以铜镜为镇物来避鬼，是洛阳地区民间最为广泛流行的一种避鬼驱邪的手段。
洛阳民间一般把镜子悬挂在房屋正门（前门）的门楣上端。房子建在大路（马路）旁或村子东南西北等四个路口的人家，一般要在大门上端悬挂镜子，俗信大路旁、村子口，对面空旷而无遮挡物，是鬼妖邪魅的必经之路。有的人家一般在住房大门的门楣上端或窗户的窗棂上，高悬一面镜子，以避鬼驱邪。，民间俗称其为“照妖镜”。铜镜悬挂时间一般要由精通阴阳五行的风水先生或神婆巫师测算后确定良辰吉日。悬挂“照妖镜”时一般还要挂其他具备辟邪驱鬼作用的物件：铁制的剪刀、短剑、匕首等；竹制的米筛或红布条等。在洛阳民间，有的讲究人家在清明节时会在镜子左右挂几枝桃枝，端午节前后会在镜子旁边挂一些艾草（艾叶）。
以镜子作为照妖驱鬼的手段，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古代人们对镜子的崇拜。古人以铜为镜，因其颇费工时，加之价格昂贵，得之不易。加之镜子能直接无误的照射出周围万物，因此更增加了其神秘性，使人产生了铜镜是物之精英而具有灵性。人们俗信其具有公正无私的检验尺度和巨大威力，最终成为人们斗鬼战魔的法宝。另外，旧时人们受到种种压迫，下层百姓在无望的现实面前，渴盼铁面无私、恩怨分明、富有正义、公正感等人格素养的理想追求，因此镜子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良知、道德、崇高、公正的象征物，人们便赋予了镜子显示公道、照出万物之形的人格魅力，其驱鬼辟邪的功能也被人们所普遍认可。
最早的照妖镜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了。成书于东汉的《洞冥记》云：“钓影山上有望蟾阁，阁上有一面金镜，四尺宽，为元封年间祗国的贡物，这镜子能照见邪魅妖怪，使之不能隐形。”晋人葛洪在《抱朴子》道其原由：“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若是鸟兽邪魅，其形貌皆见镜中矣……。”一些修道炼丹的道士进山修道行走江湖之时，一般都要带九寸方圆的明镜，作为其避鬼驱邪的法宝愚弄百姓。他们把作为照面的生活用镜装饰以二十八星宿、四象（东西南北方位）、十二生辰、八卦和铭文，使其更增添了神秘色彩，民间俗信其能。正是由此，铜镜辟邪行为渐沉于民间，历代沿用成习。至清末民初，铜镜逐渐被玻璃取代，在民间仍信其能照现物之原形，可以驱邪避鬼，这也是现今洛阳民间悬挂的镜子都是玻璃镜子的原因。
（三）银器辟邪
洛阳地区民间盛行为体弱多病的小孩佩戴银锁，以避免孩子被无常鬼、小儿鬼勾去魂魄，护佑其渡过难关，顺利长大成人。银锁正面一般镌刻“百家宝锁”，反面镌刻“长命富贵”等吉利文字，将其系在孩子脖项之上。另外，还有为小孩佩戴银铃辟邪的习俗。银铃既可以与银项圈配合使用，同时，也可以单独佩戴。银项圈、银铃、银锁等以银为原料精心加工而成。
银子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金属货币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后期使用的货币，本身呈现的珍贵、纯白、高洁的特点，是人们追求的美好人格象征。加之其作为货币在世人手中转移，因此，洛阳民间百姓自古迄今崇信它们，并视之为小孩避鬼驱恶的“有力”武器争相挂戴。
（四）玉器辟邪
洛阳地区民间习惯为小孩的帽子上佩带坠玉、成人手戴玉镯的习俗。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玉器能避鬼邪、御不祥、趋吉利。
玉器作为古代人们常用的装饰物和随葬品，源于古代人们用玉的习俗。古人用玉制成圭、璧、琮、璋、璜等种类，用于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和祖庙，所以它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礼器，能通神灵、避鬼邪。《山海经·西山经》云：玉者，“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享，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可见早在几千年前就有“服玉”辟邪的风俗。后来由王室传人民间，渐成风俗，相沿至今。见之于洛阳地区出土的玉器有玉蝉、玉猪、玉龙等，他们都是洛阳先民玉器辟邪的实物佐证。
（五）植物辟邪
洛阳地区民间还盛行以桃木、柳树枝、芝麻杆、柏树枝、苇索、艾草、蒲叶等植物类实物来辟邪驱鬼。
1．桃木辟邪
此俗广行于洛阳民间。桃木避鬼的习俗形成于上古时期，历代相传，至今仍在农村广泛使用。桃树枝、桃板、桃符、桃仁、桃木汤等都曾是流行一时的避鬼驱邪的实物。
桃木避鬼的渊源，历史典籍多有记载。以桃枝避鬼，上古即有此俗。《庄子》云：“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人不畏，而鬼畏之。”桃板避鬼则是在桃木板上刻画上神荼、郁垒的神像，挂立与门户之上，以避恶鬼，相传是黄帝创造发明的。《山海经》中云：“黄帝以是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板于门户，上画神荼、郁垒以御凶鬼”，后人争相仿效。至于北宋时期，在桃板上除画神荼、郁垒外，还出现了书写春词和祝祷之词，因而发展成为桃符替代桃板避鬼。桃木汤避鬼则最早肇始于汉代。《山海经》关于桃树避鬼的神话传说奠定了桃树避鬼神力的优先特权。《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感高庙神灵，谴虎贲虎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挥击，斧坏门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桃人驱鬼习俗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于汉代则演变为由人扮演为桃人来驱鬼。汉应劭《风俗通义》载：“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冀以御凶也。”到唐代，民间则出现了吃桃仁（人）驱难产之鬼而治产妇难产的习俗，我们可以推知是桃人驱鬼习俗的衍变。桃印辟邪的习俗在汉代即有了。《后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之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桃印文为“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佩带在身上可以辟邪。
历代人们对桃木的认识观念左右着他们的行为。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乃仙木，凝聚了五行之精华，能压服邪气，制御百鬼，由此而产生了桃子吃了可令人长生不老的观念，当然，还有一定的心理因素，因“桃”与“逃”谐音，民间百姓认为可逃脱灾祸，因此在民间笃信弥甚。从医学角度考虑，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指出：“桃叶辛气恶，故能厌伏邪气”，并断定桃类实物是难得的中草药，具有各种药用价值。因此，人们把桃类实物用以避鬼驱邪进而祛病禳灾就不足为奇了。
2．苇索、艾物避鬼邪
洛阳民间还有以苇索辟邪的习俗。民间以苇索避鬼魅，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晋干宝《搜神记》载：“《黄帝书》云：上古之时，有二神人，一名荼与；二名郁垒。度朔山……荼与、郁垒主统领简择万鬼。鬼有妄祸人者，则缚以苇索，执以饴虎。于是黄帝作礼欧之：立桃人于门户，画荼与、郁垒与虎以象之。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眼，以祛不祥。”可见，此俗肇始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