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平
碑起于春秋，这似乎已成定论。而墓志起源于何时？则众说不一。或日始于汉、或日始于魏晋、或日始于南宋元嘉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研究金石人数的增多，墓志起源于汉，成为定局，但关于墓志的形式演变及其艺术意义的研究，还是一个缺门。今愚不揣浅陋，试将邙洛墓志的形式演变及其艺术意义作一浅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墓志的起源与邙洛墓志的形式
西汉之时，尚无墓志。延至东汉，自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马姜墓志出土，方有墓志之说，尽管有古籍记载，“西汉杜子夏临终刻石，埋于墓前。”也许是我国最早的墓志，可迄今尚未发现实物。由斯可见，墓志始于东汉。那么，为什么东汉以后才有墓志呢？这还得从墓志的起源——一墓碑说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诔碑》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日碑也。”刘熙《释名》说得更为具体，“埤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可见因墓碑之作用在于追述君父之功美，故后来之人，每逢丧葬，为了纪念先祖及前辈，辄据礼法及其家资镌碑封树，纪德铭碑。这样以来，树碑之风遂为大兴。而碑之形制亦样式极多，形各有异。逮至建安十年，以天下凋敝而禁立碑，尔后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于是，碑遂断而墓志兴。北朝魏齐是其发展期，唐代为之极盛期。据现有资料统计，已出土的唐墓志，有公开记录的，已有四千余方。加之各省市文物仓库中堆积着秘而不宣的志石，数量亦在近千。
因有此故，墓志的最初形制亦无定例，大多是依碑的形制而已。仅就邙洛出土墓志而言，1929年7月洛阳出土的全国最早的一方志石，汉马援之女、贾仲武妻马姜墓志，只是一块高46厘米、广58．5厘米的横长竖窄的长方形而已。尔后，邙山出土的竖长横窄的晋《辟虏将军石鲜墓志》，“圭”形的《晋贾后乳母徐美人墓志》，神龟形的北魏《处士元显俊墓志》，周皆有浮雕花纹的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及三面浮雕孝子画像小石房内的北魏《宁懋墓志》，民国十五年洛阳邙山出土的方柱形的《元均之墓志》，形制都很特殊。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兔”墓志的隋代《潘城录事参军杨公墓志》，志盖高浮雕一兔，亦极为典型。唐代的集四大神兽为一身及四周雕刻十二属相兽面人身图案的《河东裴氏长殇女裴玩墓志》，都极为可珍。至于唐代长度仅有25厘米、高34厘米、厚约9厘米三面刻字、上圆下方、呈小碑形状的《唐故处士上柱国夏侯君墓志》虽与清末出土的晋《张篆碑》极为相似，但其亦为墓志之一特殊形制。综上所述，虽非完备，但亦可约略知道邙洛墓志之种种形式。那么，它的形式究竟是怎样演变？其形式的艺术、意义又是怎样的呢？
二、邙洛墓志形式的演变及其艺术意义
因墓志是由碑蜕变而来，故它的形式也没有超出多少碑的藩篱。正如上文所说，被誉为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块墓志《贾仲武妻马姜墓志》，仅为一块横宽竖低的长方形石块，并不是当时人们按其审美意趣而制作出来的物件。故北京故宫的金石家马紫云先生曾说：“《马姜刻石》虽有墓志萌芽，但非真正墓志，故称为刻石。”基于此说，我们当把这块横宽竖低的长方形刻石暂看来尚未由碑演变成形的墓志萌芽，亦即墓志的雏形较为适宜。而真正以墓志相称的还在于晋。
《石例》云：“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墓志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就邙洛出土的晋志看，最早的墓志，都是小碑形式的。诸如晋《辟虏将军石尠墓志》、《石定墓志》仅为高44．5厘米、宽22厘米、厚9．8厘米形如大古砖。其次，《晋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墓志》则虽然从内容上开创了墓志记事的先河，而在形式上同样与汉《鲜于璜碑》极似，亦为圭首，只不过圭首之上为素面。这些特征尽管没有《鲜于璜碑》那么华美，但较之墓志萌芽的《马姜墓志》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即如前人所言“魏晋禁碑，人不敢违禁，但又要表达对亡者的纪念，于是将碑的形制缩短，由此墓志生焉”。
当然，墓志之初，名称亦不统一，有各种称呼，如有称为“柩”的，象《郭民之柩》；不称为“墓”的，如《苟氏之墓》《即荀岳》等；有称“铭”的，如《美人徐氏之铭》等。至于初期墓志的滥觞，当推于北魏。就不完全统计，仅邙洛出土的北魏墓志，就有三百余方。这一时期的墓志，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变。墓志已不是单一的一块正方形或长方形石块，已经有了墓志盖；有的墓志盖不单是保护墓志上的文字，而且还加上了吉祥的艺术图案。从这种墓志上，我们就不单能了解墓志的身份与历史，而且还可窥见当时审美意趣之一斑。
1926年，洛阳城西北邙山上的高沟村东南出土了太和二十八年的《南安王元桢墓志》，志石四周边缘凹下半寸许，且首行无标题，标题刻于盖上。惜此盖已佚，此当为墓志有盖之始。
1917年，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北出土的北魏《处于元显俊墓志》，形式更为奇特，墓志与盖二者相合，竞为一龟形，此志长82厘米，高50厘米。盖上一行八字《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志盖文字较志文略大，正书书法极为精美。1973年，陕西省三原县陵前公社又出土了一圹唐代高祖李渊从弟李寿墓志，亦为龟形，只不过较北魏《元显俊墓志》大。该志长166厘米，宽96厘米。但总可通过它而联想到《元显俊墓志》之图形。
为什么埋葬处士元显俊有这样大的形势，雕刻这样大的龟形志呢？查《元显俊墓志》知，元显俊虽名为处士（即古对称有才德而隐而不仕的人），但实系皇亲，系景穆皇帝之曾孙，镇北将军城阳怀王之季子。这样就不难明白，一个既有才德隐居不仕，又为皇亲的人，死后自然要有一个象样的安葬。
但为什么要将墓志雕成一个龟形呢？据杨慎《升庵外传》，李文正《怀麓堂全集》、徐应秋《玉芝堂谈荟·龙生九子》等书载：“龙有九子，各有所好，各有所司……赑屃，好负重，驮碑的龟趺是其形象。”原来驮碑之龟，原名‘赑屃’，为龙的第五子也。既为这样，我们就可明白，原来《无显俊墓志》之所以做成龟形，正是看中了龟这个龙的第五子之故。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和《宁想墓志》。
1926年，洛阳城西东陡沟村西出土了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志高68厘米，广69．2厘米。志之四周刻怪兽，兽旁皆有名。志盖无标题，正中为一龙，四角各刻一兽为“攫天，晗噙，拓仰”。墓志浮雕如此怪兽，并刻其名字者，仅此一志，惜解放前已流于国外。
北魏《宁懋墓志》，1931年2月2日洛阳城北翟泉村邙山半坡出土。墓志高39厘米、宽40厘米，出土之初，原放置于一小石房内。石室的建筑为长方形悬山式，分屋顶、围墙、台基三部分。高1．38米，面阔2米，进深0．7米。用八块石板以铆榫组装在台座上，石板厚约0．2米，台基是用两块大石平铺。周壁竖立在台基上。石室的前墙中部设一方门，宽0．88米，高0．9米，无门框、门扉，门的两侧竖立石板两块，上部承托着屋顶前面的房檐。后壁竖石一块，高度与前墙平齐。左右山墙，上作三角形，顶端承托屋顶。石室的梁架均用减地线刻的技法表现于周壁。前面两壁上边均刻出插手，中间的山花部分刻有悬鱼。
石室为单檐悬山式顶，屋顶正脊两端微翘，露出瓦当。在屋顶两坡第一和第二瓦垅之间刻出垂脊，在将尽头处用筒瓦以四十五度伸向四角，外露瓦当，四角略向上翘起，每坡瓦垅十八行，在屋顶的两端作成“排山”瓦垅。椽头上承小连檐。椽头与瓦当的数量相当，上下对照，雕刻十分精巧细致。石室建筑形式与山东孝堂山郭氏墓刻有相似处，用途也可能相同，唯时代不同，一在地上，一在地下，也不相同。
石室的画像共九幅。其中武士二幅，刻在门的两侧外壁；故事画两幅，刻在左右山墙的外边上下两层，记故事有四：一幅上刻“刻木事亲”，下刻“帝舜”；二幅上刻“董永孝子故事”，下刻“馆陶公主与董偃近幸”；第五、六幅为“庖厨图”；第七幅为“牛车出行图”，第八幅为“铠马图”；第九幅为“宁懋夫妇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