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良渚文化玉器，198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地出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藏。高8.8厘米，射径门二至17.6厘米，重6500克，系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精制而成，黄白色带紫红色瑕斑，每面用4.2厘米宽的竖槽一分为二，以转角处为中心线刻和浅浮雕手法勾勒出8组兽面纹，竖槽内又琢出八组神人鲁面图案。其精湛的琢磨技艺，细致人微的纹饰排比，精确恰当的艺术搭配，令人赞叹不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玉琮上首次发现了具有“良渚神徽”性质的神人兽面图案，其最上端为一呈弓形的冠，冠下为一呈倒梯形人脸，重图目，蒜鼻，阔嘴刻平齐的牙齿，风字形帽檐处遍施云涡玉琮纹，帽顶饰放射状羽毛状，上臂平举，下臂内弯，兽眼位于两肋间，以浅浮雕搭配直线纹和云涡纹构出鲁面眉脊和鼻，下为血盆大口，显露等部位均以浅浮雕表现，人面和四肢则以阴线刻划。简单地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凶恶的兽面纹，额上搭配一呆板的人面形象，若仔细观察，我们就会为祖先卓越的艺术构思而感到震惊了。人面与兽，确切地说应是人体与兽头的搭配，组合巧妙以致整个画面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兽耳同时是人臂，人足同时是兽须，观测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如果把这看成是人化的神，那么它就是一个头戴光芒四射的羽冠、手执盾牌的战神形象，它象征着世俗的权力。若把它看做是神化的人，那么又可得出两种形象，其一是一头戴冠饰，手执璧（或琼）的巫师作舞蹈来祭祀天地鬼神的形象，这种习俗至今在一些保留传统习俗的民族中仍屡见不鲜；其二是良渚巫师御虎矫的写照。这二者象征着宗教的权力，神人兽面神徽的有机结合，正是当时政教合一的真实反映。
关于良渚文化工琼的渊源、用途等问题，长期以来争论很大，近年来日本学者林已奈夫提出球应来源于镯，以后逐渐演变为礼器。这一观点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因而目前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三叉形器：良渚文化玉器，1987年在浙江省余杭县瑶山墓地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此器通高5厘米，宽6.9厘米，厚1.2厘米，系透闪石软玉制，呈浅黄色，下端圆弧，厚重，上端分为三叉，左右两又平齐，中间一叉冤短，有一上下贯穿孔，正面雕琢兽面纹，椭圆形眼睑和鼻翼为凸面，眼睑中间圆眼弧凸，大阔嘴中伸出上下两对獠牙，左右两叉呈凸面，各刻三组羽翎纹，中叉正中有竖向窄脊，两侧各刻两组羽翎纹，兽面周围和羽翎纹下均有卷云纹。全器突出表现兽面和羽翎，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带冠神人驭兽图像，具有通天祈福的功能，反映了当时的巫术崇拜观念。
冠形玉器
冠形玉器：良诸文化玉器，198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地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此器高5.2厘米，上宽10.4厘米，下宽6.4厘米，厚0.3厘米上浅黄色，局部有粉白色块斑和浅灰色筋状条纹，其质料为透闪石软玉，形体扁薄平整，上端高耸；两侧略上翘，下端内折弧收，整器如有双翼的冠帽，采用透雕和阴线细刻相结合的技法，在正背两面雕琢相同的神人神兽图像，神兽居中，透雕大圆眼，外框以阴刻三重圈和弧线三角刻出眼眶和眼角，还透雕阴刻扁圆鼻、大问嘴和嘴中伸出的上下两对獠牙，其下两侧前肢屈伸，伸出三爪，神兽两侧各雕琢一侧身神人，脸面朝内，左右对称，神人脸面方正，重圈圆眼，外圈有三角形眼角，宽鼻，弧线刻出鼻翼，阔嘴，勾出双唇，头上羽冠刻出五组羽翎，手作抬举状，下端为扁短榫头，其上对钻五个等距离的小孔，便于销插固定。冠状饰，过去称倒梯形器，通常造型简单，光素元纹。
在反山、瑶山出土的多雕搂纹饰，比较精致，此件楼空线刻构图尤其严谨，系工艺杰作。这种上大下小呈倒梯形的片状冠形玉器为良渚文化所独有，无论是透雕还是阴刻，均体现神人兽面图案，下端扁长的榫头上钻一排小孔，应是扦插在某种物件之上。冠状玉器出土时均位于墓主人的头骨一侧，其外形也与反山12号墓大玉琮所刻的神人兽面像上插羽披茅的冠十分相似，因此冠状玉器可能是巫师发髻上冠冕的部件。
五人：凌家滩文化玉器，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摊1号墓出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此玉人高9.6厘米，宽2.2厘米，厚0.8厘米，玉料为透闪石软玉，受浸蚀化呈灰白色。玉人长方脸。头戴圆冠，冠饰方格纹，冠上中间有长三角形尖顶，顶上饰三小圆孔。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两大耳，耳下部各钻一耳孔。大嘴，上唇饰有八字胡。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佩有玉环。
腰间饰斜条纹的腰带。臀部宽大，腿显短。头上圆冠表明当时人们已有帽子。在对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距今约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址先后进行的四次发掘中，出土了六件片状整体玉人，有的玉人腿部只表现膝盖以下部分，显示坐姿，有的显示站姿。
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实物中虽然曾发现过与人的形象有关的玉器，但几乎都是人的头部，或人面纹，从未见到有整体的人物形象，凌家滩工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首次出现的人体形象，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人体结构，衣着打扮，价值取向，精神面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坐姿玉人的出现还让我们了解到这一时期已有座具，人们不再席地而坐。
玉刻图长方形片
玉刻图长方形片：凌家滩文化玉器，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1号墓出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该器长11厘米，宽8.2厘米，玉片黄色，呈长方形，正面琢磨出3条宽0.4厘米，深0.2厘米的四边，两短边各有5个搂孔，一长边有9个楼孔，玉片中部偏左雕刻有一小圆圈，圈内雕刻方心八角星纹，圈外雕一大椭圆形，两圆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纹饰，在大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片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纹饰，玉片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5000前凌家滩人的原始哲学思想。一般认为，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也与季节有关。
二、礼制化的商代玉器
商代玉器评述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门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门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所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其强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陕西东部，北达河北北部，南至长江，为当时世界上酌文明大国。
商代早期玉器，以河南侵师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为代表，二里头出土的商代玉器有玉万、玉机玉圭、玉琼、玉璜、玉兔、玉柄形器、玉筒形器，这些器物反映出商代玉器的某些特点，即由兵器转化而来的玉器占有相当的数量。二里头玉器有三种装饰方式。(1）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复杂的齿牙；（2）直线，玉刀两端、玉圭都有成组阴刻直线，这些线较细，但雕碍较深，非常直。(3）勾撤图案，所谓勾撤，即按照图案纹样勾出阴刻线条，线条深而似沟，这种工艺叫勾然后把阴刻线一侧的线磨成一定的坡度，叫做撤。玉柄形器上人面纹就采用了勾撤雕法。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玉圭同龙山文化有直接的联系，玉琮则受良渚文化的影响，整体上看，商代早期玉器同龙山文化玉器有着某些承继关系，又融合了其他文化遗址玉器的某些特征。
商代中期玉器，以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在郑州铭功路。
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蒿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山东泅水尹家城、河南新郑望京楼、许昌大路陈村等地也有发现，虽然出土范围较广泛，数量也不少，但显得较为零散，种类也略显单调，主要是一些礼器和象征性的武器工具类，如璧、环、钺、戈、刀、柄形器、斧、铲、凿、锛等，装饰品不多，动物形玉饰则几乎不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玉料的开料、锯割、抛光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阴刻、阳凸、浮雕配合巧妙，出齿、阴刻成组直线，勾撤法被广泛应用，造型和纹饰设计细而清晰，形制规整匀称。如这时常见长达30厘米以上的大玉戈，厚度仅0.5厘米左右，背线笔直，刃部平直，通体打磨光滑，充分显示出玉匠精湛娴熟的技艺。商中期玉器中最突出的是形体较大的玉戈，如盘龙城出土的大玉戈，长达92.5厘米。这类玉戈在一些博物馆也多有收藏，一般刃部都无使用的痕迹，应为商代礼器。
商代晚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又一鼎盛时期，玉器的主要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殷墟。此外在河南罗山县蟒张墓地、河北蒿城前西关、江西清江吴城。山东济南大辛庄、曲阜孔府花园和安徽潜山的薛家岗等地的商代后期墓中也有零星发现。
殷墟者，殷商之故都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八代十二王，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骨文出土于今安阳市的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清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进行了发掘和研究。
在殷墟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商代遗物，其中就包括不少的玉器。殷墟究竟出土过多少玉器，已难以考察。仅就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掘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出士玉器约一千二百件以上。但自古以来，殷墟一带盗掘古墓成风，致使殷墟的墓葬遭受严重的破坏，有些王室墓葬虽然规模很宏大，但很少发掘到完整玉器。然而从古书的记载来看，殷代王室贵族使用玉器是相当普遍的。商代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引起了周围各族的反抗，周武王率领军队发动灭商战争，双方在商都城郊外的牧野展开决战，在战斗中，南军士兵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人商都，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将浑身裹满玉，自焚而死。周武王灭商后，“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个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其数量应当是相当可观的。
1976年，考古学者在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商代王室墓。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的商墓，因此学术价值非常高，一被发现就轰动了中外。根据对墓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商王武了配偶“妇好”之墓，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末期至12世纪初。由于妇好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我们就不能不介绍一下妇好是怎样的一个人。商王武丁有三个法定的配偶，妇好即其中之一。好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和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商王武丁在同北方的土方、鬼方，南方的虎方，东方的夷，西方的羌等部落连续三年的征战中，妇好在她的封地为支援前线而奔走穿梭，大量征集兵员，输送到前线各地，同时她还经常向商王朝纳贡，保障了商王武了前线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妇好曾一次征兵13000人，这是目前已知甲骨文记载中征兵人数最多的一次。妇好还常常率兵出征打仗，深得武丁的重视和宠爱。妇好死后，武丁在妇好的墓上精心修建了一座词堂，专用以祭祀妇好。因此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玉器不是偶然的。该墓共出土随葬物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四百四十多件，骨器五百六十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以及六千多枚贝壳，妇好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755件玉器，数量多，种类杂，雕刻精美细致。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以铸造出大量纹饰精美、庄严神秘、气势磅礴的青铜器群闻名于世，令后人仰慕不已。但商代的制玉并未因青铜器的崛起而失色，相反，青铜器的出现，为玉器制造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技术，也扩大了玉雕的表现形式，使商代晚期玉器制造的规模和工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商代玉雕工艺上承新石器时代的夏代传统，在选料、造型、制作技巧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创了第二个高峰。
在质料上，商代已开始使用质纯色美的和阗软玉，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新疆玉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外还有部分岫岩玉和少量的独山玉、密玉。由于目前尚缺乏商代时期中西交通的证明，故很多学者对和阗王是通过什么途径传人中原地区的意见还不统一。杨伯达先生根据汉代的“丝绸之路”，提出一个关于“玉石之路”的设想，指出和阗玉的东传路线大致是从和阗自南路经民丰，罗布淖尔至敦煌，或自北路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然后经河西走廊，越过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到达都安阳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4世纪。当然，这种设想尚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实。总之，商代晚期新疆玉的传人和应用，为商代玉器达到自新石器晚期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标志着中国古代玉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商代玉器制作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的出现似无可疑，当时的主要城邑附近一般都有专门的玉石作坊。在安阳小屯村北商代玉石作坊的两间半地穴式房基中，曾出土有六百多件圆锥形半成品和二百多块砺石制品，还发现有少量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玉料和圆雕动物作品，由此可见作坊规模之大。由于青铜工具的广泛应用，锯割、琢磨、钻孔、纹饰等显得得；心应手，石器时代由于工具不力而残留的制作痕迹，在此时已较为少见。根据对商代后期玉器的分析，推测此时已开始用青铜制的陀子，石英砂也被广泛运用于制玉工艺中，管钻和程钻法并行，相辅相承。
商代玉器，尤其是商代晚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又一鼎盛时期，以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可以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