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
在我们的学界，对于丁玲这位重要的作家，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还很不够，已经发表的成果与她的文学业绩、与她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她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相称。彭漱芬教授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此前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出版过《丁玲小说的嬗变》；面前的这部新作，不仅是她个人学术事业的一大进展，也是对丁玲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对作家、尤其是对大作家，从地域文化背景上沿波讨源、因枝振叶，这种文化学角度的个案研究，近年为不少学者所尝试。彭先生乐于吸收新观念、新方法，但却不趋时、不照搬。她是在长期人生体验和积学深思的基础上，把自己对湖湘文化的领悟用之于观察、考量丁玲的思想实际、创作实际。彭先生在湖南生活和工作凡四十年，先托身洞庭湖滨的南县，后定居湘江侧畔的长沙，往复于屈原行吟之地，贾谊贬谪之所，杜甫流落之处，子厚投荒之区。从舜帝南巡、大禹受书，直至朱熹传道、嗣同兴学的丰厚传统，给她熏习感染，而丁玲也正是由这种文化所孕育的。丁玲出身的临澧（原名安福）蒋氏家族，有近三千年历史（本书第二章对此有简明的介绍，其中曾纠正丁玲自述中的不准确之处），生息之地在澧水下游，武陵山之东，洞庭湖之西。这里，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六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留下异常深厚的文化层积。本书将湖湘文化背景下蒋氏家族历史与丁玲对历史的回忆以及家族传统和地域传统在丁玲创作中的反映，几个方面连接起来。评述中间自然而然地渗透着研究者彭漱芬先生对湖湘文化的领会、解悟和对丁玲的性格、丁玲的作品的认识与情感。这就使得本书不但具有许多的学术上的创见，而且具有打动人的感情上的魅力。
第三章“湖湘文化的濡染与丁玲的精魂”，第五章“湖湘文化与丁玲创作的气韵风格”，可以视为本书骨干的、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彭先生以“蛮”、“倔”、“辣”来概括丁玲的气质；以“火热”、“女性而非女子气”标示丁玲的审美追求和文体风格，是很精当的。丁玲在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文坛的历次思想论争和人事纠纷中，其“倔强”和“霸蛮”都鲜有伦比。人们通常将此看作是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个性色彩，这确实也是个性的表现；但个性贯穿在文学观念上和创作风格上，就是审美个性、文化个性，就有它的深层根源。本书细致地剖析了丁玲审美文化个性在作品中的种种表现，令人信服地指出它的生成环境背景，从而丰富、了丁玲研究的内容、拓展了丁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彭先生在第八章回顾了她的丁玲研究之路，抒发了对丁玲的尊崇和眷恋之情。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熟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片段，进而熟读了这部当时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名作。不久，忽然又看到对“丁陈反党集团”的猛烈批判，看到过《“三八节”有感》的“再批判”。二十多年的坎坷折磨之后，重新出现于文坛、出现于我们面前的丁玲，依然是火一样的热情，依然坚守认定的信念。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作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研究丁玲，必然要同时清理我们几十年来对她的矛盾的、错杂的认识，清理我们对文学、对社会的矛盾的错杂的认识。所以，本书诸多论述的价值已经超出丁玲研究范围，而具有更广的启示作用。
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知之甚少，读了老同学的新作，收获良多，并且因之勾起对四十多年曲折经历的回忆，伫立我和作者共同的母校所在的桂子山，遥望潇湘，岳麓山下的桃花坪，生出种种感慨。谨志短语，聊表祝贺。
2000年9月24日于武昌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