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总感到这是一个无所不包，且又极带感情色彩和理性思考的词语。这也是一个无处不在，难测底蕴的复杂存在。同时，它又总是处于与时移衍、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它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热潮之中。
1977年，当中国结束了一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之时，恶梦醒来是早晨。“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使许多有识之士四处寻找与经济、科学的现代化相适应的理论与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出现了横向开拓、文化外求为主的时代。这和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些相似，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陆中国再次掀起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文化热潮。由于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家园的荒芜，许多人像饿汉一样饥不择食。他们徜徉于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中。在异域文化间随心的漫游，在异域文化之间浪漫的误读，想取得移花接木的奇效。
80年代中期，大陆文坛出现了“文化寻根”热浪。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阿城发表了《文化制约着人类》，此外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的《文化的尴尬》和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章相继发表。他们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于是，文化在“向外转”了一阵之后，又“向内转”了。
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这声音震撼着学术界、文艺界。
80年代后期，正当“文化寻根”热悄然平落之时，90年代初又悄然掀起了“国学”热。这股热潮的兴起是有其国际文化背景的：1989年，西方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包括76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在集会后发表了一个《温哥华宣言》，认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战，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和智慧”。这话颇为有理。因为孔子提出“仁政”和“仁德”的主张。他主张“仁”。仁者，“爱人”也。君主要重视生命，爱惜民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说要实行“仁德”。要以“仁义”和“德行”治理好国家。如果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位“君主”，都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上还有战争吗？看来，这些西方科学家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发现了“金子”。
90年代初在国内掀起的“国学热”，这是对文化外求的一种忧虑和反思。但在这中间也出现过矫枉过正的现象，某些人甚至认为：“人类文化所有的精华都已存在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无须外求；而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引进也无益”。显然，这种认识的结果只会走向排外和封闭。
究其实，“文化外求”与“文化本土化”并不矛盾。如果我们不植根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味地“外求”，。味地“移植”，自己民族的文化便断了“根”，失却了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一味地固守民族文化，而不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以激活、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我们民族的文化也就会退化、萎缩、衰老。因为，如前所说，文化是处于与时移衍、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创新之中的。因此，它也就需要从传统出走，不断地超越——回归——创新。正如郑敏在其《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一书中所言：
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当创新之灵出走而忘返，追随异国他乡文化而去，我们需要对它呼唤，呼唤它回归母体，将它的“新”带给母体……这正是21世纪汉文化传统创新与回归的使命。（转引自乐黛云：《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在不断的回归、创新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既与当代世界文化接轨，又保持其本民族的特色。
英藉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也在变，不断吸收、不断变化更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于创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创造了博大精深、繁富深邃、悠久灿烂的文化，其绵延不绝，持续悠久，举世瞩目，绝无仅有。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沉落时，唯有中国文化永久长存、日新月异。这其中的奥妙就是中国文化具有汉唐气魄和大家风范，“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因此，它永远朝气蓬勃。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21世纪，在20世纪夕照的辉煌和新世纪满天的霞光中诞生的千禧之年——2000年，它被国际社会誉为“和平文化年”，这其中的意义已很深远。21世纪是文化、科技的新世纪。保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使其免受战争的摧残，人为的破坏，这是全球的呼声。2l世纪经济、科技的一体化，与文化的多元化而非趋向一体化的特点，启示我们要进行多元文化的对话、理解和交融，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以消除误解、对立和战争。
文学是文化开出来的鲜艳的花朵，是文化之华。小说的小文本存在于文化冲突、交融、选择和变异的大文本之中。我们要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与了解文化，要研究区域文学或作家，也就不能不研究区域文化。下文，拟对“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某些关系作一番初步的探讨。
1—1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
“文化”作为一个专用术语，在西方，最早出现于英国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此书于1871年出版。他认为：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个界说主要是指精神领域内诸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文化现象而言的。现代人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则更为宽泛。它往往包括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既以一定的物
质文明表现出来，如生产工具、建筑、科技成果等；又以一定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如世界观、信仰、宗教、道德诸方面；同时它还以一定的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如每个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风度诸方面，大凡这些，都可以构成文化的内容。
由于“文化”一词包涵广大，流荡广远，意蕴丰富、复杂，因而歧义颇多。自爱德华·泰勒之后，因学者和学派不同，观点互异，再加上文化理论的多维视野，人们对“文化”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据统计，截至1952年就有160多个，到目前，已有2000多个不同的界说。
现代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可以说是比较宽泛的。何以见得？我们每天打开电视，翻阅报刊，真可谓“文化”满天飞：有“茶文化”、“酒文化”、“竹文化”、“服饰文化”、“陶瓷文化”、“漆文化”、“桥文化”、“园林文化”、“枣文化”、“棋文化”、“烟花文化”、“灯文化”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可见，现代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已有着广义的内涵。
所谓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复合体。它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构成。
中国文化，既多样又统一。它长期处于中央集权“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高度统一之中。它具有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多元同一性。这个“多元”，即多样性。它包涵两个方面：其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血统多样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融合为中华大家庭；其二，中国又是一个幅员广大辽阔，居住地区各异的大国。区域之间，自然气候环境、经济类型、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诸多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同为华夏炎黄子孙，但因居住环境不同，天气寒暖燥湿各异，峻岭广谷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于是刚柔各异，迟速异齐。这样，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区域文化，就是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也同样形成了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诸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陕秦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港台文化、岭南文化、楚湘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正由于这些区域文化的差异，也就形成了至今犹存的不同地域的独特的社会风貌，它们在风俗时尚、审美情趣、文学艺术方面，均有别于其他地域。
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流风所被，化及千年，这是无可置疑的。就说区域的自然环境、气候吧，它是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并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而区域的人文环境更是区域的“精神气候”。某个区域的历史变迁，风俗时尚、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及审美情趣等文化因素，会艺术化地进入区域的文学创作中，并成为区域的“人”鲜明的文化色彩。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他也是一个区域的“人”，文化的“动物”。当他开始创作活动时，“文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和规范着他的思维定势、行为模式、表情达意的方式、艺术思维的方式、作品所反映的人生内容、艺术手法的选择等等。因而，在他所反映、描写的事物上，一定会镌刻着区域文化的印记。地域文化，似空气、阳光、水份和食物，通过作家的生理和心理的作用，转化为艺术的生命。因此，每位作家的作品会或多或少、或明或隐地打上区域文化的印记。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如秦地的地老天荒，强劲吹刮着的“西北风”，雄奇苍凉的人文景观与秦地文学中呈现出来的粗犷深雄、深邃凝重的审美风格相联系。“杏花春雨江南”的吴越之地，与水、桥、园林文化相联的是诗，是画，是“名士多于鲫鱼，琵琶盛于饭甑”。在土瘠民贫、勤俭质朴的山西，诞生了质朴的“山药蛋”派，这也是很必然的。它与三晋地域文化存在着某种感应与暗合。而“新感觉”派不可能诞生在山西，它只能产生于现代大都会上海。俗话说：“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一地的水土地气与该地域的文化，包括民风、民气、民俗肯定会有密切的联系。“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常临险者胆大”，就是这个道理。
1—2荆楚·湖湘文化与湖湘现代作家
太古时候，中国分为九洲，即所谓的禹贡九洲。当今的湖南湖北一带，大体上划人荆州。从神话时代进入有史时期之后，这一带属于楚地。楚地上有一个浩瀚的洞庭湖，湖之北谓湖北，湖之南，谓湖南。湖南境内有一条湘江，人们又简称湖南为“湘”。
传说楚的远祖，最早的先民们生活在伊、洛二水之南，即今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其始祖为祝融，本为颛顼的“火正”。据说其职责是观象授时，“历象三辰”，“敬授民时”，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服务。当火正观察到天上的火星出现于东方的地平线上，便通知各氏族部落着手春耕，同时祭祀“大火”（即天际的大火星），正式宣告一年农事由此开始。当时“大火”是春天夜间星空中的主要亮点之一，“大火”星的“昏见”，也就成了先民用作确定农事季节的一个重要标志。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故号祝融。他被奉为南方之神，与炎帝相配。在湖南，留下一些有关祝融的传说和遗址。如南岳的岣嵝峰，又叫祝融峰。因祝融“葬衡山之南，是以谓祝融峰也”。又据《水经注》卷38载：“岣嵝…一·南有祝融冢”。祝融部落处于华夏与三苗之间。华夏把祝融部落看作与三苗类似的南蛮。到殷人灭夏建立商朝后，称以祝融部落为代表的长江中游诸部落为荆或荆楚。《诗·商颂·殷武》上有“维彼荆楚，居国南乡”之说。后来楚的酋长鬻熊归附周文王。《史记》上有记载，说他“子事文王”，其后人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于是，祝融的后人便将“楚”作为自己的族名。封地仅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便从这片土地开始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前6世纪——前3世纪），楚国力强盛，称霸中原，从一个蕞尔小国发展为绵延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据国外研究报告和长沙地区所发掘的两百多座楚古墓中可以证实：楚国是一个农业发达、商业繁荣、冶炼技术和纺织业都很发达的国家。它的铜器铁器最多，青铜器冶炼技术、炼铁技术居世界最为先进的地位。
再说纺织业，从长沙发掘的马王堆楚墓中可见到，在两千年前软侯利苍夫人一千多件随葬的丝绸中，有一件叫作“青纱禅衣”的丝绸衣，重量仅有49克，还不到一两，真是薄如蝉翼，透明轻巧。据专家们鉴定：它比当今的现代高级织物乔其纱品质还高。还有一种“绒圈锦”，由多色的经丝和单色的纬丝交织而成，色彩美丽又富有立体感。以前误以为“锦”是元、明朝时从外国传到中国的，其实两千年前，我们的楚人已会织锦了，而且手艺已经十分高超。至于说到髹漆、竹编、木雕等工艺也是精妙绝伦的。
在精神文化方面，作为中国哲学的正宗——老庄道学诞生于楚。道学的两位太师老子、庄子皆为楚籍学者，老子比古希腊的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早生一百多年。老庄道学是先秦哲学的主干，是楚文化的结晶和核心。中国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由老子发端，庄子加以发展，创造了“自然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物我同化”的精辟理论。它以重在领悟、富于创造精神而有异于重在论证的西方哲学。
除此以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是无以伦比的。先秦的竹简，几乎全是楚简；先秦的帛书、帛画也出自楚墓；毛笔从楚墓中出土多枝，可见世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之说有误。再说楚乐，楚国腹地随州发掘出来的曾侯乙编钟，其数量种类之多、性能之精良令人赞叹。至于说到雕刻、建筑、饮食文化等等也有很高的品位。
文学方面，楚人屈子是我国民族文学之父，我国文学史第一个诗人，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骚体。诗中运用民歌的。形式，驰骋的想象，大量的神话故事，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炽热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抒发自己眷念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进发了异常灿烂的光彩，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源头。屈原以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忧国爱民的思想情操，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伟大人格及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它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经典，南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由此可见，楚文化在中国先秦时期是最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不仅如此，将它放在世界上古文化中加以比较，它也是一种最优秀、最富有创造力的文化。
本书要探讨的“湖湘文化”，属于楚文化的范畴，其范围还要小一些，“湖”即洞庭湖，“湘”即湘江。“湖湘”是湖南的总称。“湖湘文化”这一提法，有它的由来与依据。依据之一：宋人黄庭坚有诗云：“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黄庭坚：《客从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曾国藩选纂《十八家诗钞》（下册）第820页，国学整理社，1935年版。）依据之二：以长沙岳麓书院为传播基地的学派，在南宋就被誉为“湖湘学派”，因该学派形成、发展、传播在湖南，又具有湖南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点，故称“湖湘学派”。这便是“湖湘”一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