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写模范人物的《田保霖》，被誉为“新的写作作风”的转折，并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显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要深人工农兵这方面来估价的。就其艺术价值而论，丁玲自己也十分清楚，她说：“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得意之作”。（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丁玲文集》第5卷第25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然而，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鼓励，丁玲努力地深人工农兵，接连写出了反映陕北农村新生活新面貌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如《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人物《袁广发》；反映一二九师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反映文艺工作者的先进人物《民间艺人李卜》等。
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鼓励，丁玲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
以上，我们回顾了从儿童时期到青年、中年时期丁玲与不断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并对她有着巨大影响的几位革命人物的交往。从中可见，丁玲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偶然，并非心血来潮，并非投机。文革时期，有人在批判她时，说她骨子里反党，从这些事实来看，丁玲实在从头到脚、从内心到外表完全是忠贞于共产党的，坚定不移地相信其伟大、正确。即使以后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分子，也从未动摇这种信念。
丁玲戴上“反党”和“右派”这两顶帽子，历时20多年，当1978年7月18日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主持召开“为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会议”时，她感激涕零，在会上说：“党决定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使我轻装快步，和同志们一道继续革命，继续长征，为人民服务，我怎能不万分感激呢？”
这是否是一种“愚忠”？楚人历来有“念祖忠君”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丁玲心中是否也打上印记？”
诚然，这种“念祖忠君”也并非全是愚昧落后的，它往往又与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结合在一起，与忧国爱民精神结合在一起。
人是文化的人，人又是社会的人。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创作心理结构的形成有间接的i深层的背景影响；而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地域文化特色、一定的群体特征是形成作家创作心态的直接因素。丁玲在她思想进步的母亲以及革命师友的引导下，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曲折的革命道路，虽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她始终无怨无悔。
3-2“经世致用”——丁玲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小说“女性解放”的母题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留心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道，与现实的政治、时事紧密结合，重践履，“学”必须“致诸用”，这些都使它与空谈心性与玄理的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
在湖湘学子中普遍存在一种“力行致用”的知行观。宋代胡宏就强调“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见《胡宏集》第14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可见“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湖湘学派胡宏那里就得到大力提倡。到了明末清初，湖湘学派的另一重要继承人王船山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
（见王船山《礼记章句》卷3l。），“并进而有功”，
（见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卷4。）的观点，这种辩证知行统一观，对湖湘学子影响很大。比如毛泽东，他就是很重视实践的，他那本著名的《实践论》就肯定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重实践，重调查研究，总是将他的知识、才能、聪明、智慧、认识等付诸实践，设计出一套套“经邦治国”的方略。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的区域文化传统，重践履的风气对湖湘学子影响的深远。他们大多具有“人世”思想，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勇于任事，敢于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在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熏陶下的丁玲，很早就立下了读书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或是为了重振家声，而应以天下为己任、救人民于水火的思想。如前所说，在青少年时代，丁玲就已经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并且种下了叛逆的种子。1927年秋天，当丁玲拿起笔写《梦珂》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当作家，这位23岁的年轻姑娘，只是觉得有话要说，却找不到人听；寻求出路，又不知道哪里有路。于是，在极度苦闷、寂寞中，怀着极端的反叛情绪，“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5卷38l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年冬天，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给这社会一个分析”，是丁玲最初的写作目的。可见创作一开始，丁玲便“人世”了。杜甫有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唐诗选》（上）第234页j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丁玲也如此，一开始创作，便以她的作品宣告与“为艺术而艺术”绝缘，她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要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批判这个黑暗的社会，为妇女探求一条光明之路。于是她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的母题，这就是描写妇女的痛苦、不幸命运、探求妇女的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的道路。诚然，这不是丁玲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与她的家庭、出身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丁玲自小就尝到了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尤其是看到了封建大家族对于母亲这个寡妇及其幼子的欺压，敲诈。她目睹自己的母亲，这位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封建大家族的少奶奶，如何挣扎着勇敢地冲出封建的樊篱，上学堂，求新知，争独立，终于成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自食其力的中国第一代新女性。她自小就目睹了这个争取妇女正当权益，寻找妇女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获得解放的活教材，受到极大的教育。再说，丁玲幼小的心灵里，也曾亲身体验到妇女所受的歧视，也有男尊女卑的切肤之痛。使丁玲感到刺心酸痛的事是：在那个封建社会里，不但女性被男性所歧视，甚至还被女性自身所歧视，女人看不起女人自己。
1918年，丁母因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儿子蒋宗大，让他寄宿在小学校里，由于缺乏照顾，患了肺炎，又误了治病的时间，结果夭折了。宗大是个遗腹子，他的死，无疑对丁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她痛不欲生。瞎子姨妈坐在一旁安慰，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劝说，顺口说一句“要是冰之死了也好，怎么是外甥（指丁弟）死了呢？”这年丁玲14岁，．听了这句话心里不觉一阵疼痛。她不怨恨姨妈，她想：如果能代替弟弟去死而减少母亲的悲痛，她宁愿一死。但是如果说因为她是个姑娘，生命的价值就不如弟弟，她感到不平。尤其当她想到自己早已由去世的外婆许配给表兄，以后一辈子要住在那森然的大宅院里，在她最讨厌的舅妈的管束下度过漫长岁月时，她感到厌恶与害怕。
正是基于丁玲这种独特的思想及生活经历，一开始她对于妇女解放这个创作母题便发生浓厚的兴趣。丁玲说：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文集》第4卷第3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出于对妇女的理解和同情，出于对女性命运的自觉思索，从20年代末至8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丁玲笔下活跃着不同历史时期妇女鲜活的身影。其中有知识女性形象梦珂、莎菲、丽嘉、美琳、曼贞、陆萍，有劳动妇女形象阿毛姑娘、贞贞、陈老太婆、黑妮、董桂花、杜晚香等。
从23岁写《梦珂》，到82岁去世，在长达60年的生命长途中，丁玲以刚健有力的步履，奔驰于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她用纤敏中夹杂着强悍的文笔，抒写了自辛亥革命前夕以来老少四、五代妇女在寻找实现女性自我价值途程中的痛苦与欢乐，苦闷与挣扎，并将创作主体的认识、才情、体验、理想与追求融入这些形象中，因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格外鲜活、动人，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力。不仅如此，丁玲还突破了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以广阔的视野，将女性的命运与时代、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将她们的抗争和解放，汇入了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洪流中，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参予意识。这些女性和丁玲自己一样，也具有“人世”的思想。这是因为这些女性形象是从丁玲自身的经历中提取出来的，不可能没有她的影子。由此可知，“经世致用”思想对丁玲影响之深。丁玲曾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一个问题：“‘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提出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文集》第4卷第3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她认为，“不需要特别的提出”，才能说明“妇女”问题已经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妇女”问题已经不成其“问题”。这真是至理名言。它一方面说明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刻理解和热切期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丁玲关心民生疾苦和妇女命运，重实践，重参与的湖湘学子“经世致用”的处世原则与态度。
纵观丁玲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一1929年末。
丁玲继《梦珂》之后，1928年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了文坛。在女性文学的天地里独领风骚。诚如杨义先生所言：
丁玲崛起之初，是颇有重振女性文学声威之功的。．1927年至1928年顷。冰心留美初归，处在文学创作三年沉默期（1926至1928）；庐隐依然唱着二十年代初期的哀调，开始出现停滞；陈衡哲辍笔，石评梅凋谢，淦女士不久也打扫文学灰（《劫灰》）痕（《春痕》），躲进学者书斋。在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中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丁玲以其在《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卓越的抒写才能，一鸣惊人……。（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当人们看到、听到“丁玲”这个名字时，感到茫然。她是谁？是老太太还是中年女人或是年轻女子？但没等读者弄明白，二、三年间，丁玲已经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3个短篇小说集，共14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体人物全是青年女性，有梦珂、莎菲、承淑、阿毛、伊萨等。其中以莎菲为代表，其他形象，都属于莎菲型人物，和莎菲是一个“家族”的姐妹。这些女性大多属于叛女形象，和以前“五四”时期女作家笔下的“淑女型”、“闺秀派”、“贤妻良母”大相径庭。她们蔑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呼唤理解，呼唤真诚，期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有自我存在的价值。她们还具有抗世违俗的大气魄，．令封建道学家们目瞪口呆。
诚然，在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在妇女解放的浪潮中，已经出现了一群女作家，她们共同地关心着妇女的命运。在她们各自的小说创作中，都描写过新的女性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她们大多数都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的。例如凌淑华，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冰心女士作品中的女性，是一些“新贤妻良母型”，一些有博大的母爱精神，有平和、敦厚、温柔的情怀，有自足感的新的贤妻良母；即使当时最大胆地描写爱情的冯沅君，她笔下的女性终究也都有些顾忌而不敢过于浪漫，她们是一些“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第8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方英在《丁玲论》中指出：出现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姿态，丁玲所代表的是最现代的。这种现代性，体现在丁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一些完全脱离了粉脂气的新型女性。她们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反叛意识，既对封建礼教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表现了惊世骇俗的反叛，又对现实社会的庸俗、虚伪和黑暗，表现了愤懑反抗的情绪，显示了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莎菲们蔑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追求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音，期望被人理解，有着自我存在的价值。
在古代的西方，女性就受到恶毒的诅咒；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意识中，女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在政治上被视为以色迷君、乱国害人的“妖精”、“祸水”、“灾星”、“瘟疫”；在人生价值上，女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都被剥夺殆尽。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生活中，女人只是男性的玩物，一般的男人尚且可以三妻四妾，而皇帝老子甚至可以设三宫六
院，七十二嫔妃。除了作为玩物存在之外，女人就只有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唯此而已。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到：古代把人分为十等，“台”是最末一等，“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这是对妇女卑下地位的血泪控诉。
“五四”时期，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口号，许多青年知识女性把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实行婚姻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不过，在当时，也还有不少的妇女依然摆脱不了做丈夫的附属品的心理状态，往往认为能找到一个体贴自己、忠实地爱自己的丈夫就算最幸福的了。但是莎菲们不这么看。莎菲说：“如若一个女人只要能够找得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生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苇弟可靠”。但莎菲并不爱苇弟，因为苇弟虽可靠却不了解莎菲的内心。“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这样看来，莎菲所追求的男伴，应该是能够理解她的、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音。伊萨也如此，她把生死系于一个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身上：“只要有这么一个人也好|他觉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为他拼命的活下来的。话又同样的说过去，假使也真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我死了会难过，我就又死去，我想我会死得很称心了。”
其二，莎菲敢于反叛封建道德观念，在她的日记中大胆地披露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