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胆怯、慌张的目光注视着与乡村迥异的一切，屈辱地忍受着贵人、车夫和穿旗袍、抹口红的妖冶女人的咒骂。百货商店里“花花绿绿，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时时惹得他们去看。”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们似乎还闻到了一股带着血腥与胭脂的气味……。作家正是通过农民的眼睛来看十里洋场的上海各式各样新奇的东西，从而从文化层面上将农民意识与都市文明作了精彩对比。
4—2湖湘的风景画、风情画——《田家冲》《过年》《母亲》
地域的民俗风情、岁时节庆、婚丧嫁娶、服饰饮食以及历史沿革、社会风貌等等，都是地域文化的内容。这在丁玲的《田家冲》、《过年》和《母亲》中，有许多动人的描写。
其一，世外桃源的湖湘风景画。
《母亲》中的“灵灵坳”、《田家冲》中的小山冲，很显然都留有丁玲的出生地——黑胡子冲的风貌。更为明显的是，这两处地方，都有些世外桃源的气味。《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的风韵，在这里积淀很浓很深。
丁玲4岁以前，住在临澧县黑胡子冲。临澧地处武陵山脉与洞庭湖盆地过渡地带的澧水下游。武陵山余脉分西南、西北绵延县境，构成以山岗平地为主、山丘兼有的地形。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东、西、南三面环山。山间溪涧纵横。如《母亲》这部小说所描写：
灵灵溪从后山边流来，转了一个大弯，这条溪水很长，都是在山丛中绕着圈子流的，一直转过坳外到紫竹坞……
灵灵坳里有一户人家姓江，新寡的母亲——曼贞便生活在这里。这里有她的老屋、田地、草坪、菜园、竹林……。
春天来了，风微微有点清凉，有点湿，有点嫩草的香气，那些山、树、田地，分明显着青翠的颜色。池塘中的水清沏似镜，映着蓝天，白云就在那水中飞，鸭、鹅悠然地自得地浮在水上面，十分惬意。天更清澈，更透明，更蓝粉粉的。暮春时飞的桃花雨，催开了瓣瓣桃化，映红了姑娘的笑脸……。说到竹林，那里又有一番情趣。
竹园虽说远没有老屋那边的大，却也占了二、三亩地，竹子又生得很密……。几十只鸡也都在这里驰去聘来，用脚刨松那些有落叶的土地，找肥大的虫儿吃。有时黑儿也跟着跑来了，它一跑到鸡的面前，就连那黑缎子毛的公鸡也叫着跑开了。
群鸡刨食，狗儿逗乐、玩耍，景物具有一种乡野气息，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有农家乐的韵味。
到了夜晚，灵灵坳静寂了。鸡、鸭、鹅睡了，狗守着主人，蝴蝶、蜜蜂、蜻蜓倦了，休息了。只有灵灵溪还在低唱：
乡里的夜是静的。微风躲在树丛里动。虫在草上爬。一颗松子从树上落下来打在土地上，又滚下山去了。灵灵溪的水仍旧不断的“泊泊泊”的低唱，愉快地打着一些可爱的小石，又在一些小石上跳着滑跑了。有什么鸟儿在拍着翅膀。
以上这段景物描写，虽然算不上大手笔，却也写出了小山坳的宁静、安谧与和谐，且富有音乐美。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田家冲》和《母亲》中，当她写到那里乡野的气息的时候，作者都有意地将它们写成“桃源仙境”和一种“乐境”。新寡的曼贞，也被这迷人的景色唤醒了。
曼贞便举起眼去望四周，这四周的景物却用欣欣的颜色来回答了她。于是她觉得不应该说苦，这里就是一个乐境。……好些古诗，她读过的就正有着这样的境界，她从前想慕过的田园生涯，想慕过的清闲淡漠的乡居，不正是这样吗？（丁玲：《母亲》，《丁玲文集》第1卷第16l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一段是《田家冲》通过地主出身、在城里住惯了的三小姐的眼光来看这个小山冲：
她掉转身去望，只觉得这屋子有点旧了。当然在另一种看法上，这是这景色中一种最好的衬托，那显得古老的黑的瓦和壁，那茅草的偏屋，那低低的一段土墙，黄泥的，是一种干净耀目的颜色呵！大的树丛抱着它，不算险峻的山伸着温柔的四肢轻轻的抱着它。美的田野，像幅画似的伸在它的面前，这在她看来，是多么好的一个桃源仙境！（丁玲：《田家冲》，《丁玲文集》第2卷第3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乡间的小山冲，纯洁如冰，清澈似水，清幽宁静，平淡自然。真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一切景语皆情语。为什么创作于1931年夏的《田家冲》和创作于1932年5月至7月的《母亲》，会有这种牧歌情调？
我以为有如下原因：一方面，这个“灵灵坳”和“田家冲”固然是故事展开的地点，是作品情节所规定的特定的环境，也是主人公生活的文化气围，是作者所要展示的湘北城乡凡俗生活的细微点滴；另一方面，是否也有丁玲的“桃花源情结”？
丁玲创作这两个小说时，胡也频已经牺牲，孤身一人住在大上海的丁玲，生活上的孤凄和寂寞，自然而然地会使她想到母亲，想到那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儿时乐园——临澧的黑胡子冲，想到它带给自己的欢乐。于是，丁玲将这种“恋母情结”、“桃花情结”深深地浸透于其中。这样，这个灵灵坳便处处有桃花源的韵味了。
有人曾批评丁玲说：
至于《母亲》，她的缺点，我已在别一文中说过。不过它和《田家冲》那篇，却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她太爱描写农村风景了。《田家冲》的首段，和《母亲》的开篇，那几节乡|村景色的素描，真是美丽而且出色的很。但也正因为太美丽了，它在全篇里，套成为突出的一点，而容易使一般读者为其文字的魅力所导引，而看落了本文中的积极底主题。作者对于农村的这样的偏爱，我想和作者所出身的阶一级，不无多少主要的关系。小土地所有者，他的对于土地的粘性，农村风景的爱好性，这却是很浓烈的包含于他们的脉管中，而不容易洗涤掉。（王淑明：《丁玲女士的创作过程》，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7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批评者感到丁玲对于湘北寂静和谐比较稳定的乡村景色描写，“美丽而且出色的很”，这是作家“对于土地的粘性”，“农村风景的爱好性”的体现，是“很浓烈的包含于他们的脉管中，而不容易洗涤掉……”。这一发现很新鲜，这的确是《田家冲》和《母亲》的特色。然而笔者却错误地认为这和丁玲的阶级出身——“小土地所有者对于土地的粘性”，有密切关系，而且这样写，也就“容易使一般读者为其文字的魅力所导引，而看落了本文中的积极主题”。
我以为这种批评，实在是没有读懂丁玲。试想，如果离开了这种出色的美丽的景色描写，还有什么地域特色？离开了这种桃花源式的景物和习俗描写，还有什么湖湘文化的韵味？丁玲出色之处正在这里。她正是通过这良田沃野、葱郁的矮山、嫣红的桃花、丝丝的绿柳，淡淡的夕阳、溟漾的山雨，秀美的绿竹以及那油菜花铺成的“黄锦缎”和紫云英铺成的紫“地毯”来揭示湘北、湘西特有田园风光，牧歌情调的。这种“桃花源式”的情调和氛围，在现代湘籍作家笔下比比皆是。沈从文《边城》的古朴、宁静，古华笔下《芙蓉镇》那“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韵味，都体现着作家的桃花源情结。
其二，流溢着湘情、湘声、湘韵的风俗画。
民俗和风俗，是由民间创造又在民间流行的具有世代相习的承传性文化现象。不写这些具有光色的民间的东西，不展示这些“生活相”，又怎样显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呢？况且，这些源远流长的民俗所展示的“生活相”，是人类社会一种独特的生活现象，又是作家的创作源泉，是作家特别关注并努力加以描写的。
丁玲虽然不刻意描写这些习俗，但在以上几部小说中，却也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作家对于武陵的岁时节庆，婚丧嫁娶、服饰饮食、结交酬拜以及城乡凡俗生活，写来得心应手，饶有趣味。譬如《过年》中对武陵大户人家“过年”的描写：
直到快五更天了，才真的热闹起来……十斤的大蜡烛点起时，香炉里的檀香也燃起来了。影像前，观音菩萨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为蜡烛光辉煌照着，八盏吊灯也点燃了。堂屋当中放一大盆炭火。铜的盆缘闪起刺目的光。舅妈从香儿屉子里取出一大包东西，是一万响声的炮仗，又拿出许多贡品放在一处……蒲团前面放的钱纸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红公鸡，来滴满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站满一屋……舅舅做了一个手式给强哥，于是强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红毡前了，连同在前面的舅舅刚成一个品字。穿着水红百褶裙的舅妈款款步走到香几旁边，举起那黄杨木的磬锤来，锵的一下击着那铜磬，老余手上的炮仗便劈劈啪啪的放起来。强哥们也跪下了，慢慢的叩首。
这里记叙小菡舅舅家过年的盛典。“十斤的大蜡烛”、“大盏吊灯”、“一万响的炮仗”，真够气派、隆重。“割了喉管的红公鸡，将血滴在钱纸上”，风俗多么独特，这似乎在别的作品中未曾见过。显然和鲁迅《祝福》中写鲁四祭祖祝福有不同的风习。
又譬如，在《田家冲》中，对湖湘农村普遍存在的“收魂”习俗的描写：
于是她（么妹）想起曾经有过的她的妈妈和姐姐因为她发烧，说梦话，急得无法，两人在夜里打着灯笼，拿着她的衣服，到外边去，到她曾经玩过的一些地方，去喊她的名字，还一路喊了转来。她听见这喊声从远到近，总是妈的惨惨的声音起头：“么妹回来了！么妹回来没有？”姐姐就庄重的答：“么妹回来了！”于是两人又喊着’：“么妹回来！……”这样闹过后，第二天她竟好了。她想来觉得好笑……”。
这种收吓叫魂的习俗，在湖南乡村普通存在。大人们相信，孩子们白天到外面玩耍，吓掉了魂，以致害了病，所以到晚上去叫魂，把魂叫回来，病也就好了。
以上作者对湖湘习俗的描绘，倒也充满了地域文化的韵味。再加上在人物对话和相互称呼中运用了一些湘方言，因而湘声、湘韵更浓。比如：“几多要好”，“告妈去”，“骇死我了”，把东西“交把他”，把话“学把他听”，“晓得”、“莫说”、“姆妈”（妈妈）、“么叔（最小的叔叔）、“么弟”、“么妹”，“官轿”（轿子）、“堂屋”（客厅）、“天晏了”等等，它们与霉豆豉蒸腊肉、腊鱼，炒酸辣椒、竹笋炒肉、坛子菜、咬槟榔、嗑瓜子、喝糯米甜酒、吃甲鱼、喝君山毛尖茶等饮食文化相联系，湘味更浓。要是配以点豌豆、挖湖藕、收芦苇、摘莲蓬、探菱角，那才是诗，是画！“红白莲花共开塘，两船颜色一般香，恰是汉殿三千女，半是浓妆半淡妆”。这是诗，也是画。是武陵的美景，洞庭湖特有的风光。
其三、新旧时代交替的世态画。
丁玲的《母亲》，以宣统末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为背景，描写武陵县城乡的社会生活。其中以母亲曼贞为中心人物，描写她年青守寡，备受族人欺压、归省至城中于家，弟弟正在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其时城里正在兴办女学堂，于是曼贞变卖家产还清债务，放脚读书，与同学义结金兰，追求进步。除此之外，小说还描写了武陵城响应武昌起义，驱逐知县，但权力却被绅士们篡夺，而真正的革命党人却遭到暗杀等世态画。
作家对于这个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作了生动的描绘，其中不乏精彩的画面。例如辛亥革命的前夕，武陵城办了新式女学堂，一些小姐、少奶奶报了名。开学那天，这些女人拐着小脚，坐着轿子，带着丫头孩子上学来了。但不知道站队，老师一个一个的拉，好不容易才排成四行，典礼开始了。
这时在男宾中走上来两个唱礼的。像人家做喜事一样，也有奏乐，却是那位体操教员，走到那桌边的不知叫什么的东西旁边，坐下来按着，从那里发出一些听不懂的音乐。奏完了乐，便由县官、堂长、管理员们带起小脚的女人在那三合土上面，一起一落的磕着头，算是谒圣。好容易才磕完，真是吃了很大的
‘苦，却又得站得端端正正替知县官，替堂长，替管理员，替教员，甚至替来宾都要行礼。知县官又训话
了，咭咭呱呱，不知道说些什么，……堂长也训话了，来宾也来演说。有几个女学生几乎忍不住脚痛要哭了……小孩子们真有几个走开来找妈了。好容易这典礼算完了场，乐声送着男宾们出去，而这些学生便
像被赦的囚徒一般，快乐的，匆忙的跑着。
这段有关女学堂开学典礼的描写，既庄重、隆重又饶有风味。历史上从未见到小脚女人上学堂的情景。既是“新式”学堂，可还得“竭圣”，向知县官、堂长磕头；一边放着新式音乐，一边叉行旧式礼仪；一边上新式学堂，一边又坐轿带丫环小孩……。这些充分显示了新旧杂糅的特有风情。
另外一幅时代的风情画，是裹着小脚的于曼贞放脚读书、甚至上操跑步的动人情景。为了把脚放大，她解下裹脚布，每天把脚放在冷水里浸，虽说疼痛难忍，但她的脚一天比一天大，甚至半个月要换一双鞋。现在，她已经完全甩掉裹脚布，只像男人一样用一块四方的布包着。同学们说：“她的脚真放得快，不像断了口的，到底她狠，看她那样子，雄多了。”
本来，小脚女学生是不上体操课的，曼贞自己的脚还不行，也不敢上操，怕别人笑话。但是同学鼓励她：“曼贞姐！不要怕，尽她们笑吧，她们最多笑你三天。你要不肯上操，你的脚更难得大了，脚小终是不成的，你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来。”在同学的鼓励下，她咬紧牙，练习跑步。虽然掉在后边，但她不肯停止，苦苦地挣扎。为了自食其力，为了自立自强，她不怕吃苦。诚如茅盾所言：
我们这时代的女性也许觉得自己的一双天足算不了什么大幸福，但是“前一代女性”挣扎的苦心在这“小小的事上”就充分体现着。《母亲》的独特异彩便是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
（茅盾：《丁玲的<母亲>》，见1933年9月1日《文学》l卷3期。）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离开了人，就无所谓社会生活。而人的活动会打上民族的、地域的印记，也会打上时代、社会的印记。
作者在《母亲》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小脚女人上学”和“小脚女人上操跑步”的图画，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特有风情，时代和社会色彩十分浓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廓中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
诚然，丁玲算不止是乡土文学家，但从现存的几篇以家乡为题材的小说看来，她的确是出色的。她对于湖湘的风景画、风俗画、世态画的描写，是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