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作家的气韵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常言道，风气刚柔，系于水土。人和土地，水土与作家，作家与故事之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众所周知，《文心雕龙》早就谈到地理环境参予文学风格流派形成这一现象。
此后，唐代的魏征对于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作了精彩对比：“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从而指出地域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在现代，关于地域文化与风格流派的关系，论述也颇多。如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中，对于“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就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系乎山西土瘠民贫、敦厚朴实、重实际、尚实干、讲实利的民风、民气、影响着“山药蛋派”的作家与作品。使其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地域的实指性，他们很少虚构故事，而写作方法又近乎实录式，抱定了“真实记录”的目的，注重展现其生活的原生态。甚至于细节，也是不加想象的真实生活的挪用，总之，不是靠想象创造出来的。“山药蛋派”作家这种重实际、重实情、讲实效的观照问题的角度与思想方法，创作作风，无疑明显地烙下了山西这一地域文化“崇实”的印记。
同样的道理，丁玲的风格气韵，与湖湘文化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丁玲的创作，不管是小说或散文，既有直面人生、不断深化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力度，又有诗的激情和浪漫的色调；既有大胆的男子汉的气概，又有女作家的清丽与细腻，做到刚柔相济。
丁玲的审美情趣，更是喜欢火辣辣、真情性、真诚而非虚伪；其叙述风度、方式情调和笔致，也无疑地是一种丁玲式的。显然，这些与湖湘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一1直面人生、焦虑与忧患——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力度
湖湘文化，湘藉文人，往往有关注现实和社会人生，匡时救世，介入时政，以文救世，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由此，湘籍文人大多具有“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意识。这种创作意识，促使他们以笔为剑，或以文为镜，做人民的喉舌，做时代的鼓手。
丁玲也如此。从一开始，她的创作便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她认为作家应该是时代的声音，替人民大众说话。这种功利目的性，。诚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致。中国人比西方人重人生，务实际，助人伦教化。孔子“兴观群怨”；苟子“明道”、“致用”；司马迁、杜甫、柳宗元等都承传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他们无不从文艺的认识功能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这种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以致丁玲一提起笔，便自然而然地“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如她自己所言：1927年，当她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在她感到‘寂寞”、“苦闷”的时候，于是“想起用一枝笔来写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
（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文集》第5卷3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表明丁玲一开始便敢于直面社会人生。
此后，在每一个时期，丁玲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新气息，新现象，新变化，迅速地反映中国革命壮阔的斗争场面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理想和要求，把握时代的脉膊和灵魂，站在新的高度观照现实生活，使其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其深度和力度不断增强。就拿她在解放区所写的小说来说吧。
进入解放区以后，丁玲迅速地写了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热情地歌颂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抗战的热忱和爱国的思想。他被派去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抓住，要枪毙他。他说：“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这个小红军的话感动了这群乡土和家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东北军下层官兵，连长把小红军放了，枪弹终于没有出膛。这篇小说发表于1937年4月全民抗战爆发的前夕，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声。丁玲自觉地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捕捉时代的新气息，新变化，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
与此同时，在展示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貌的时候，丁玲敏锐地觉察到延安并非是通体透明、光亮的世界。
在探究生活底蕴之时，她发现这个从旧社会母体中分娩出来的解放区新世界，明显地留有旧社会的痕迹：它既有灿烂阳光，也有雨雪阴霾；既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角落；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它既美，也并没有完全消灭“丑”……。总之，现实与理想之间还存在差距，并不是尽善尽美。
那么，可不可以将这些痛苦和眼泪，落后与丑恶揭示出来呢？1941年，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丁玲文集》第4卷3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于是丁玲用治病救人的精神，揭示了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她的心是坦诚的。因为在丁玲看来，歌颂和暴露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它们可以统一在革命立场上。她认为：
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为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而更彰。（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文集》第6卷第1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基于这种认识，丁玲大胆地在她的小说中反映了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批判了历史的积淀和传统的恶习，清扫旧社会遗留下的垃圾。她怀着对革命、对党、对解放区的一片赤诚之心，揭示出这里有缺点有污秽和血，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迅速克服这些缺点，使解放区更加光明灿烂。丁玲的勇敢和大胆，表现了她的无私、无畏。
她以犀利的笔锋，自觉地从文化批判的高度，向解放区残存的封建传统和道德发起攻击。《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描写解放区一个小山村的姑娘贞贞，因反抗封建婚姻，跑到山下教堂当修女，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敌人掳去当了营妓，但她忍辱负重，给村里的游击队送了情报，使敌人遭受严重打击。最后，村里的干部要她不再回到日军那里去搞情报，留在村上。但她却受到村里不少人的白眼和鄙视，因为她失去了贞操。按照他们的逻辑，失去贞操的女人是没有生存权利的，照规矩，要在羞愤中自尽。但出乎封建卫道者的意料之外，贞贞没有含愤殉节，而是把深重的苦难化为复仇的力量。她在传统观点的屠场上复活了。她没有愧色，在野兽的暴行下坚持斗争。为了获取情报，她以女性尊严为代价，她有她的人生价值，因为她送的情报使鬼子受到了打击。贞贞在鬼子面前，精神上是个胜利者，她以坚韧的意志战胜了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在心灵的自我搏斗中她又是个胜利者。因为她不服从封建传统观念对她的死刑判决。
冯雪峰同志曾评论说，贞贞的灵魂虽然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损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地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冯雪峰：《从（<梦珂>到<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9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但是，封建传统势力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亏她还有脸面回家”，“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怎么好意思见人！”霞村人用这些陋见给贞贞做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套在她的脖子上，使她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在村里呆下去，无论是从前的恋人夏天宝赎罪式的求婚，还是村子里某些人恩赐式的同情，都无法愈合她心灵上的创伤。
丁玲在谈到她写这篇小说时说过：“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踏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402—4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品正是从“一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剧这一点出发写贞贞的命运的，也是从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的解剖中，“从整个社会、整个运动，整个结果去看一些人，去想一些人”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402—4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才深刻地揭示出封建遗毒的严重性，指出它对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对人们灵魂的腐蚀，从而通过作品提出了铲除封建遗毒是解放区必须引起重视的课题，这是一个富有哲理意义与深远历史价值的课题。
与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同一年，丁玲又写了《在医院中》。小说主人公陆萍，从小喜欢文学，讨厌做医生，却偏偏在产科学校读了4年书，偏偏当上了医生，而且在上海“八·一三”炮火中到前线为伤病号服务。以后，她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了抗大学习。本想当上一名政治工作者，但不久，组织上分配她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她申辩说她的性格不合，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分配，来到了医院。
她像一个母亲似的看护病号，细心地照顾婴儿和产妇，她是一个医生，却主动代替看护人员替孩子换洗，替发炎的产妇换药、甚至拿起扫把打扫院子。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后又挤出休息时问去外科当助手，学习外科手术。她敢想敢说，锐意革新，多次向领导提出改革医院的方案。她“替病员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宿，滋补的营养品，有秩序的生活”。她不管人们在背后的嘁嘁喳喳，“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可是，大家对于成为惯例的生活已经觉得习以为常，相反，倒觉得陆萍的意见反常、“新奇”、’行不通。于是陆萍终于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而碰壁、失败了。
过去在错误地批判丁玲的时候，也曾祸及陆萍，有的批评者把陆萍与菲莎联系在一起，说什么“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有人甚至认为陆萍“反党”，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随着作家的“解放”，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亦逐步趋向公正。但由于陆萍形象内涵的广大与深远，以及评论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侧面进行分析与理解，因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
严家炎先生认为：陆萍改造医院的失败。揭露了小生产思想习气的危害，说明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竟是何等困难。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意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问题，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封建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陆萍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同周围严重的小生产思想习气作斗争的人物形象。”（严家炎：《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钱荫愉女士认为：陆萍这一形象反映“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旧思想的斗争”。（钱荫愉：《丁玲抗战时期创作的独特贡献》，《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第17l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田中阳先生认为：作者通过陆萍这一形象所揭示的是：“那些渴望革命、热情向上而又缺乏艰苦磨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的矛盾，描写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过程中的‘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含蕴着知识分子深入革命实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艰难的、必要的这一深刻的思想内涵。”（田中阳：《也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兼与严家炎先生商榷》，《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
王仲生先生认为：“陆萍所陷入的困境，正是丁玲自己面临着的历史难题。一方面，为了发动革命的主体一农民，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农村；另一方面，在这种深入里，究竟是把自己无条件地熔入革命群体，与农民的意识认同，还是冲破农民意识的重重雾障，以现代意识去重铸我们民族的灵魂，将革命纳入现代的轨道？丁玲在这选择面前的内心矛盾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王仲生：《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延安文艺研究》i989年3期。）
从以上见仁见智的论述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陆萍形象是深邃而耐人寻味的。她犹如一座逶迤连绵的山脉，层峦迭嶂的群峰，既深远又深邃，富有作家哲理的思考与忧患意识和超越意识。这种意识是湖湘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它一直贯穿于湖湘文学的血脉之中，体现了湘籍文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辣味品格。
如丁玲所言，她在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很自然地追随她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雕细刻，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基于丁玲重视和强调创作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她总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与时代生活，与人生、与社会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因而，她的小说也就具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鲁迅说：“我时常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在‘碰壁’，怎样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鲁迅：《二心集·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第4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段话说明了一点：创作主体的心灵不但要与人民大众的心灵相通，而且还应具备一种博大的胸怀，心甘情愿地替人民受苦。丁玲也说过：“我们的喜怒哀乐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要同人民融为一体，就像人们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生恬·创作·时代灵魂》第1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情感，说明作家已经超越自我。他的爱，是与人世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而不是自我的患得患失。因此，他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总是像“蜗牛”一样背负着精神的重担和历史的重担前行。他时刻在记住“替大众受罪”的历史责任。
作家背负的这种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应生活，细心地感受到人民大众的苦痛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