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图侮辱您的小丑，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卷旗息鼓，暗地诅咒。
……
然而您手无寸铁、无权、无钱，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您是一个伟大的，坚贞的，圣洁的女性，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您的笔虽然纤细，可是力敌千军。
您的声音是吴侬细语，但锋利如剑。响彻环宇。（丁玲：《诗人应该歌碛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丁玲文集》第3卷，第37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些诗句，凸现了人物的精神和品格中最光辉的一面：一身正气，坚贞圣洁，力敌千军！散文中这些奔涌的激情，有如澎湃的大海，有如飞流直下的瀑布，有如大雨倾盆，富有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然而，为数更多的怀念故人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情感，则是蕴藉、委婉与深沉的。这些情感，不是架空的抒发，而是或借助景物的描写，或通过细节的生动刻划，或借助心中的某些具象来传达作家曲折隐微的情感，并且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体味，思考与认识融进散文，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同时，这些散文还渗透了作家的个性，因而气韵生动，诗意浓，情意更浓。
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丁玲用深沉的思念和真挚的感情去描摹她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因为开会迟到，“像一个小孩子犯了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以此突出鲁迅先生平凡、纯洁的一面。作家的情感似涓涓的细流，那绵绵的怀念之情，显得那样真挚、深沉。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这篇散文与《鲁迅先生于我》抒情方式又不同；思鲁迅，在于赞美她伟大而又平凡的品格；思秋白，在于突出他是一个“复杂”而又勇敢的人。秋白一生处于“文化与政治的歧路”两难之中，他认为这是自己未能“从‘异己’的阶级完全跳出来”的原因。于是在敌人的监狱中写了《多余的话》。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有人硬说它是“叛徒的自白”，但丁玲却抒发了这样的感慨：“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不是以年、月计算了，但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严格地审判自己。他为的是什么？他不过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完全的布尔塞维克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品评自己的一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品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第11l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与此同时，丁玲在评价秋白的时候，还渗透了自己的许多人生体味与经验，认识与思考，情感蕴藉、深沉！
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他说了一些同时代有同感的人们的话，他是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他的《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着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但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第11l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段文字，既有赞扬，也有同情和理解，更含有某些遗憾，因为《多余的话》并“不是很鼓舞人”的。瞿秋白是复杂的，丁玲评论他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丁玲说：“一篇好的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束感情，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给人以高尚的享受，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净化、升华，使人得到力量，推动社会前进”。
（丁玲《我也在望截流》，《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22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正因这如此，丁玲的散文才有一种崇高豪迈之情，一种崇高大气之美。
5—3喜欢“真情性”，“火热、火热”——丁玲的审美情趣及审美追求
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各种主观因素对审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同处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作家，因其出身、教养、经历、审美理想与审美能力的不同，其审美情趣也各异。同是生活于宋代，苏东坡喜欢的是大江东去的雄奇；辛弃疾欣赏的是西风塞马的苍劲；柳永吟唱的是晓风残月的旖旎清幽。同是生活在“五四”时代，鲁迅的审美情趣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各不一样。鲁迅喜欢深沉雄大的汉人石刻，不喜欢典雅、纤巧的“琥珀扇坠”。他写人物，喜欢“写真的活的人”。他曾说，“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郭沫若的诗风，他的情趣则有如乐山大佛那样豪放雄伟，如沫水、若水那样雄浑、奔放；茅盾的小说，审美情趣在于史诗的气魄和博大与雄奇。
说到丁玲的审美情趣、审美感受，审美追求，也是很独特的。虽说，它并非一成不变，凝滞板结。一般来说，随着作家的生活经历、审美认识、审美感受能力、审美心境的变化，审美情趣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观察丁玲前后期的创作，也有它的稳定性。有其共同的、连贯之处。
其一，“爱”——审美的出发点。
丁玲说过：“人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活着就是因为我有爱，失去了爱就可以不活，不工作。我活着，工作着，都是因为我有爱。”（丁玲：《随谈》，《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爱”可以说是她生活的目的，也是她审美的出发点。有了它，才能从生活中抽出生活的诗来。
在丁玲看来：“人民的斗争生活，它本身常常就是一首最美的诗。”但是，如果“生活对于你不是诗，缺乏诗，你就决不能作诗人”。因此，热爱生活，才能从生活中发现“诗”，发现“美”。
对人民群众也一样。丁玲认为：“对群众要爱得深，只有爱得深才能发现他们可爱的地方，才能领会人民的至高无上的美德，才能发现新事物，新东西……要是你不爱他，他的美，你是会忽略的。”（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5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爱生活、爱人民，爱一切高尚美好之情，这是丁玲审美的核心，也是她审美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她总是以充满“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捕捉生活中“美”的东西，并且形成了她的思维定势——偏重于看好的方面。如作家自己所言——“大概我总是从好的方面想得多”。
（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6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她60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总是义不容辞地“去发掘本来就存在着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爱”，可以说是她审美追求的总原则。
她总是用她那双像地质学家那样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去发掘美好的事物，人物美好的心灵，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即使是自己处于逆境，遭受迫害的时候，丁玲那双炯炯的眼睛仍然是注视着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心灵。当她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被流放到北大荒的时候，她仍一如既往地赞美劳动，赞美社会主义的新人，赞美人民美好高尚的心灵。1966年，她就写出了纪实小说《杜晚香》，文章被查抄失踪以后，1978年8月她又重写，并在她重返文坛的1979年，发表了这篇小说。
作者在描写杜晚香的时候，常常感兴勃发地借助客观世界的一些物象作自己的情感符号，赞美自然，赞美劳动，赞美生活，赞美祖国，从而使作家的主体心灵与客观世界相遇合。诚如她所说，杜晚香的“那种体会，那种感情是我的。”（丁玲：《谈写作》，《丁玲文集》第6卷第3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丁玲不是标兵，但杜晚香的话，是作家替她讲的，“既然我替她讲，那就有我的思想。如果我没有和她相同的感情，我能替她讲出那些话来吗”？
正因为作家的心灵是美好的，她才能发掘生活中的美，劳动中的美，人民心灵中的美，并和一切美的东西发生感应。
其二，追求热辣阳刚之美。
丁玲说：“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丁玲：《淡写作》，《丁玲文集》第6卷第3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丁玲将这种喜爱渗透在她的作品中，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富有火热火热的审美特质，有热辣之美。她们对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人民有火热的心肠，对人生有火一样热烈的追求。她们不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躯壳，她们不是一群混混沌沌的寄生虫，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也不是一群懦弱无能的窝囊废。她们以其火一样的热情探索人生，探索女性的自我价值，探索社会，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
丁玲说过：“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该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
丁玲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这种创造精神。陆萍为改善医院的环境，创造一个既卫生又舒适的医院而与环境作斗争；贞贞不愿留在霞村，戴着“不贞洁的帽子，继续在某些人的嫌厌和鄙视的目光下生活”，她要到延安，在那里治病、学习，从头做起，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曼贞不愿过少奶奶生活，毅然放脚读书，为自己寻求一条自立之路，和男子一样在社会工作，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杜晚香不愿当一个农工家属，而要亲身参加生产和建设的大军，为社会创造财富。她们身上，都有一种主体精神。有火热的情怀，火辣辣的性格。
在这些女性身上，她们少有忍耐、驯服、贤淑、柔弱的品性。而更多洒脱、豪放、强悍的男子汉气概。和丁玲本人一样，她们很少有脂粉气。更多地具有一种阳刚之美、雄强之美。她们像秋瑾女士那样：“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不但有与男子求同的意识，甚至还有赛过男儿的大女子气概。
有趣的是，在丁玲笔下的男子汉，尚未有一个形象超过以上这些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的。
如瞿秋白所言：“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也将自己这种“非死不止”的倔强劲儿、执着的意志、刚毅的性格注入莎菲们的身内。陈老太婆（《新的信念》）便充分展示了莎菲们这种“非死不止”的钢铁意志。在一次日寇扫荡中，陈老太婆和她的小孙女落入敌手，尚未成年的孙女当场被日军糟蹋而死。陈老太婆被糟蹋得奄奄一息，但她怀着“一种欲生的力”爬着回到了村里。为了报仇，她强忍奇耻大辱，在抗战动员会上“不顾脸面”地控诉日寇的罪行，她决心将自己的仇恨化为千千万万人的仇恨，将“抗战必胜”的信念化为千千万万人“新的信念”。这位农村老太婆“非死不止”的英勇气概，就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陈老太婆不沉湎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执着地追求着美好的未来，坚毅地、无所畏惧地面对人生，她是一个坚韧、顽强的时代女性。
丁玲赞美了陈老太婆黄土地下紫色的灵魂！
其三，不虚美、不隐恶，表现人物的缺陷美。
丁玲说：“我喜欢有真性情的人，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人对我的心思。”（丁玲：《谈写作》，《丁玲文集》第6卷第37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审美情趣，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便是“真中求美”的审美倾向。因为她懂得：“美本身必须是真的。”
首先，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丁玲喜欢选择那些正在成长中或者是属于中间方面、甚至落后方面的人物，从不塑造一些“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人物。
鲁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鲁迅：《译文集序跋集·<毁灭>第2部l—3章译者附记》，《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第3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丁玲绝不写高超完美的人物，她喜欢在人物的鼻子旁边留一个“斑点”，或者在他的脸上留一个“痣”。但这个“痣”和“斑点”，不独不觉其陋，相反的，会使他们更美。莎菲的“狂狷”、“孤傲”、“任性”，表面看来是她的“陋处”、“缺陷”，这些和“淑女”平和、温柔、敦厚的性-格水火不相容，似乎很“丑”，但细细想来，这也正是莎菲的美处，是她的叛逆性的表现。处在那个庸俗的、虚伪的、堕落的社会，莎菲感到苦闷、忧郁，与世俗格格不入。她不会虚情假意，她不会应酬，不会奉承，她厌恶周围的恶浊和鄙俗，于是她“狂狷”、“孤傲”。这样看来，莎菲的“狂狷”、“孤傲”和“任性”，正是对封建的礼教和伦理道德，以及黑暗庸俗的社会的反叛。因此，这些“缺陷”也就成为了“美”。
如果将莎菲身上这些“狂狷”和“孤傲”、“任性”统统去掉，也就不成其为莎菲，或者说，莎菲也就毫不“美”了！
脂砚斋评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湘云时说：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以‘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书上，掩卷舍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
“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西子之病态，表面看来是“陋处”，是她的缺陷；但正因为西子的病态美，才更增加她的魅力，去掉这个“陋处”，会使她不美，不成其为美人。
为什么“缺陷”会成为美？会增加其魅力？
张贤亮在《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独臂谈起——（灵与肉）之外的话》一文中说到：
小时候，翻着世界名将肖像画册，我觉得独眼的库图佐夫和一只胳膊的纳尔逊，比恺撒和安东尼更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属于什么阶级成分，而画面上给人的却是一种雄健的、严峻的、深沉的美感。这种美感，和欣赏《蒙娜·丽莎》与《雷卡米埃夫人》时获得的美感在质上有微妙的区别，而程度上却是同样的，独眼和断臂这样的伤痕，非但没有损害他们的形象，反而给他们增添了特别吸引人的丰采，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斗争，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里，缺陷构成了美。（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4期。）
独眼和独臂为什么还会使人产生美感？这里，张贤亮所强调的是：因为它使人产生“联想”，它使欣赏者在美感意识中不仅能将其残缺部分“补全”，而且还可以由表及里，丰富和充实了残存的内容，和断臂的维纳斯给人的联想一样。失去双臂的维纳斯，从某种角度说来，是这尊雕塑的一种缺陷。为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雕塑家、考古家曾煞费苦心，企图“断肢再植”，但总是不如人愿。因此，直到今天，她仍然还是断臂。
从另一个角度看，断臂又给了这尊雕塑增添了新的美色，欣赏者不但可以看到她那充满智慧的美丽眼睛，全身优美的曲线，清晰的轮廓，身体各部分的协调、匀称与和谐，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想象失去的两臂是什么样子，双手各持什么东西，或在做什么等等。这样，“断臂”倒可以给欣赏者留下丰富和补充这一雕塑的广阔天地，可以通过形象的再创造，给她增添许多美色。
本来是一座有缺陷的塑像，却在欣赏者的美感意识中产生了如此奇妙的效果，欣赏者在美感意识中不仅能将塑像残缺的部分“补全”，还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充实了残存的形象的内容，使缺陷变成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