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丁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1931年波--及中国大地十六个省的空前大水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水》）；工人群众纪念“九·一八”的爱国热情（《夜会》）；在蒋介石屠刀下英勇就义的革命者（《某夜》）；还可曲折地昕到从另一个世界——革命根据地所带来的消息（《消息》）；看到农民无法生存，借债作盘缠，奔到上海而希望却被撞得粉碎的惨状（《奔》）……。总之，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描绘了时代的风云，社会的侧影。作品
的聚光镜对准了30年代严酷的社会现实：高压的政治环境，困厄的经济状况，无可抗拒的天灾。我们从她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似可听到隆隆的炮声，看到刀光与剑影，遍地的饿殍，涂炭的生民，革命者殷红的血……。这些组成了一幅明明暗暗、色彩斑驳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这一时期所描写的，正是这些重大的现实题材，以及新的主人公。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的变化，必然带来作品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便是《水》。这篇小说与早期小说比较，有其显著特点：
第一，如冯雪峰所言：“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丁玲自己也说过，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由“从个人自传似的写法和集中于个人，改变为描写背景。”
《水》正是这样，侧重于刻划群体形象。小说写了呆在堂屋里和在一个渡口抗洪抢险的老少农民们：絮絮叨叨悲叹老天不公平的老外婆，不信菩萨的大福，好讲点故事的大妈，从已溃了堤垸的牛毛滩逃难而来的妇女，遇险却有理智的长工李塌鼻，四面八方涌来的护堤的男人，吼叫着要灾民们不要上当、不要相们官府的裸身的汉子……作者只是速写了集体的群像，因为这样做特别适合于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群众生活场面，表现群众的情绪、时代的气氛，灾前灾后农民的思想感情等。
第二，注重渲染环境气氛，注重背景的描写。
《水》有声有色地渲染了溃堤前紧张不安的气氛，渲染了农民彻夜未眠的忧心：
男人们大多上了堤抢险，老的和小的，还有女人在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她们侧耳静昕，远处有狗叫声，风在传送一些使人不安的声音，像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在牵系着每个村民的神经，恐怖的不安的神经。老鼠也知道要涨大水，在忙着搬家，风带来了潮湿的泥土气，远远的模糊的男人说话的声音，火把向堤那边走下去……牛毛滩溃垸逃来的灾民，报告那里连人带屋被大水冲走的消息，这更增加了恐怖感。
从堤那边传来了铜锣的声音，虽说是远远的传来，声音并不闻耳，可是听得出那是在惶急之中乱敲着的，在静夜里，风把它四散飘去，每一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锣声，那惊人的颤响充满了辽阔的村落，村落里的人，畜，睡熟的小鸟，还有那树林．都打着战跳起来了，整个宇宙像一条拉紧了的弦，触一下就要断了。（见丁玲《水》。《丁玲文集》第2卷第37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里，紧张不安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
第三，场面描写气势恢宏，粗犷、雄浑。
《水》是这样描写溃垸场面的：
人头攒动，慌急的跑去又跑来，土块和碎石，田里的湿泥，不断地掩在那新的盆大的洞口上，黄色的水流，像山洞里的瀑布，从洞口上冲下来，土块不住的倾上去，几十把锄头随着土块锤打，焦急填满了人心。
一处地方忽然被冲毁了一个缺口，他们来不及掩上，水滚滚的流进来，水流的声响，像山崩地裂震耳的随着水流冲进来。
……发亮的水朝这里冲来，挟着骇人的声响，猛然一下，像霹雳似的，土堤被冲溃了几十丈，水便像天上倾倒下来的卷来，几百个人，连叫一声也来不及便被卷走了……。（丁玲：《水》，《丁玲文集》第2卷第3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场面描写如此恢宏、粗犷、雄浑，令人叫绝，为许多评论家所赞叹。诚如苏雪林所言：“描写恐怖的心情，紧张的气势，有天跳地踔鬼泣神号之概。文笔之排奡，魄力之沉雄，语气之淋漓酣畅，沛然莫御，可叹为观止。（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台湾广东出版社，1979版。）
水灾之后，又是一番情景：
天慢慢的亮了。没有太阳，愁惨的天照着黄色的滔滔的大水，……那吞灭了一切怕人的大水，那还逞着野性，向周围的斜斜的山坡示威的大水。愁惨的天空还照着稀稀残留下的几个可怜的人，无力的……用着痴呆的眼光，向高处爬去。（丁玲：《水》，《丁玲文集》第2卷2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大水淹没了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无数的农人和他们的辛勤劳作。水面上飘浮着婴儿的摇篮，房屋半睡在水中，树梢间飘浮着死尸……。饥饿，瘟疫袭击着每一个村庄。饥饿的人群，日夜沸腾着叫号和啜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天将朦朦亮的时，一队人，一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
著名评论家杨义认为：《水》的作者“能够把握开阔场面的描写，把人群中复杂的、不断发展和激化的情绪交织在场面勾勒之中，一张一弛，起伏有序，常见眼泪与希望夹杂，在希望破灭中导向惨剧，在惨剧缝隙中吐露愤火。文字是冗赘的，冗赘中有沉重感，有力度”。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除了《水》之外，丁玲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不同题材的小说。不同的题材，其本身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它制约着作品的文体风格。作品的文体风格应当随着对象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题材选择风格。
于是，在这一时期，从丁玲的小说中，可以听见都市
喧闹的声音，明快的如电影蒙太奇式的都市镜头；恬淡、宁静、乡野气息很浓的《田家冲》；以从容舒展的笔墨展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和女主人公曼贞的艰难历程的《母亲》；还有被软禁于南京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政治倾向的小说《意外集》；在“孤冷的月亮在薄云中飞逝，把黯淡的水似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背景下，写一个掉队的小红军的机智和勇敢及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其文体风格显得开朗和明快。显示了作品多样的题材、主题、多样的文体风格，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体风格的丰富性，作家艺术才能和创作个性的充分施展和发挥。
开朗、明快是这一时期丁玲小说文体风格的主色调，但也仍然保存了早期的精确和细腻。比如1931年4月写的《从夜晚到天亮》，是在胡也频遇难后两个月写的，此时的丁玲虽然仍在勉力奋斗。但是，爱人的牺牲，幼子寄养于远方家乡，孤身一人住在这个大上海，悲伤亢奋的心境使她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去描写她从夜晚到天亮弛骋的思绪。这一晚，她时而怀念爱人，时而想念老母和幼子，时而又想到熟友的天真的幼女，时而又想起白天在电车上见到的一个身影，幻想他的爱人能从人堆里走出来……。这些念头混乱地交叉于脑海，使我们看到一位于无限悲伤中怀念亲友、爱人而还尚能自持、自勉“正确地、坚忍地向前走去”的女性的内心痛苦。这种淋漓尽致的内心描写，和早期小说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四十年代，阳刚与阴柔相济，粗犷与细腻交融，单纯、明朗与丰富繁复结合。
四十年代，丁玲在解放区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优秀名篇，个人的文体风格更为成熟。其“女性而非女子气”风格更为突出，下面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
从选择和驾驭题材方面看：一般来说，女性作家往往从女性自我出发，选择“自我”或身边琐事，如爱情、家庭、婚姻等等微观地带；而男性作家的视线，则更多的注视广阔世界的大波大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宏观领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属于后者。从小说的内容看，它不在于突出其“暴风骤雨”的特点，而在于从文化方位透视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突出土地改革的复杂性、艰苦性、尖锐性。
小说不仅反映了暖水屯从社会、村落到家庭、个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从政治、经济、思想、道德、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揭示这场斗争对农民旧的观念的冲击。揭示农民从政治、经济翻身到思想、心理翻身的艰难历程。从而，多元地反映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对于这种翻天覆地变化的展现，其气势之恢宏、磅礴，充分体现了一种雄浑之美。这种恢宏与雄浑，和前一个时期所写的《水》，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继承与发展。
从小说的结构方面看：《桑干河上》既宏伟、纷繁复杂而又单纯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