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胶东人的交际圈是比较大的，这与商业传统、开埠甚早都有关系，最早走京闯卫，乃至远涉重洋的人，无论在何地的“人缘”都很好，他们热心公益，勇于负责，往往成为当地社会团体的中坚和骨干，例如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大连青岛的商会会长，京城的鲁籍学生联谊会主席，多由胶东人担任。然而，与陌生人共事仅仅疾恶如仇是远远不够的，胶东人重仁义，讲礼教同时又随和，并不把自己的处世准则强加于人，形成了一种“外圆心方”的处世哲学。比方那最有权对他人颐指气使的吴佩孚，他一生对纳妾深恶痛绝，可是并不妨碍他与妻妾成群的杨森有很深的私谊。后来吴流落入川，得杨森庇护才可以苟延残喘，吴死后杨为其立传扬名，应当说都是出于对吴人格的敬佩。
降及现代，胶东人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也是很受欢迎的。笔者曾与著名军旅作家赛时礼为写《胶东最后一战》访问过许世友将军。问：“你为什么喜欢胶东兵？”答：“不藏奸，不耍滑，不怕死。这样的兵，哪个带兵的不喜欢？”曾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老革命家刘宁一曾说：“50年代的华东英模大会，胶东籍的代表特别多。”和平年代的胶东人，在各个单位当模范、做骨干的也很多，他们的敬业精神、吃苦耐劳，很为人们所赏识。
附：名宦举例
王基（？～261年），字伯行，东莱曲城人（今招远西部一带）。《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记载，王基少孤，由叔父抚养成人。王基以孝著称，魏文帝时举为“孝廉”，先在青州刺史王凌手下任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六品官），再后擢为中书侍郎（五品官）。王基为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魏明帝时，“盛修宫室，百姓劳瘁”，王基上书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王基言语激烈，迫使明帝收敛。任安丰太守时为官清廉，百姓安宁，“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当时曹爽专柄，王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后，王基为尚书，又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任内“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和朝廷的肯定。当时朝廷急欲伐吴，魏明帝征询王基的意见，王基说：“夫兵动而无功，而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王基认为，粮草没有准备好不能出战，朝廷最终采纳了王基的意见。这虽然讲的是用兵之道，但从王基重民务实的一贯作风看，王基也是为百姓着想，粮草没准备好就急于出战，必然要征用当地的军粮，伤害的是当地百姓。
王基还经常上书朝廷要勤政务实，为民着想。司马景王实行新政，王基曾上书日：“天下至广，万机至狎，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景王纳其言。后，王基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甘露四年（259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这期间，王基曾上书劝戒朝廷：“嘉平（249年）以来，曾有内难，当今之急，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要朝廷凡事多为百姓着想。去世后，朝廷曾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三国志》为其作传，评日：“王基学行坚白，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对王基清正廉洁、为国为民作了充分肯定。
刘毅，字仲雄，东莱郡掖县（今烟台莱州市）人，“毅幼有孝行，少厉清节，然好藏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说明了刘毅从少年时就具备了至孝节俭、正直敢言的优良品德，连王公贵族都怕他。刘毅侨居平阳时，太守杜恕请他做“功曹”，负责对官吏监察和考核。在官官相护的衙门里，刘毅不徇私情，淘汰了不称职的“郡吏百余人”，震惊了当时的魏国朝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魏国到处流行“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的话，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晋武帝司马炎受禅后，刘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晋武帝“以毅忠耿正直，使掌谏官”，刘毅竭尽职守，不畏权贵，“纤正豪右，京师肃然”。刘毅不仅对不遵礼法的皇太子敢于“止之于门外”，而且敢于直面批评皇上。有一次，晋武帝问刘毅：“你把我比作汉朝的哪个皇帝？”晋武帝满以为刘毅会像别人一样讨好他，奉承他，会把他比作赢得天下的汉高祖，比作使天下盛世、国家富庶的汉文帝、汉景帝，至少也会把他比作有一代武功的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他很失望，很生气。刘毅说：“你可以和东汉时期的汉桓帝、汉灵帝相比。”听了刘毅的回答，周围的大臣们都吓得“莫不变色”，晋武帝更是不满，责问刘毅，我“克己为政”辛辛苦苦治理国家，又统一了全国，你为什么把我和这两个平庸的皇帝作比？刘毅正言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次言之，殆不如也。”晋武帝也算是英明之主，不仅没有再责备刘毅，反而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刘毅为官勤勉正直，为朝野敬仰，史称“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为朝野之所式瞻。”刘毅做了大官，又得皇帝信任，可不沾不贪，一生清贫，晋武帝“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日给米肉。年七十，告老”，“以光禄大夫归第，门施行写，复赐钱百万”。敢于当面严厉批评皇帝的忠直之臣，能像刘毅这样光宗耀祖者，可谓凤毛麟角。后来许多做官的胶东人，其刚直不阿带来的多是另一种结局。
刘毅的儿子刘暾也见于正史，《晋书·列传》第十五记载，刘暾，字长升，“正直有文风”。太康（280年）初年为博士时，就因直言朝政，惹得“武帝大怒”，被廷尉收监，免官。后来晋武帝觉得错了，又安排刘暾作了“酸枣令，转侍御史”。做侍御史时，刘暾就弹劾过当朝司徒王浑等权吏，说司徒王浑一伙“既兴刑狱，怨怼而退，举动轻速，无大臣之节，请免浑官。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刘暾弹劾当朝司徒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的赞美，“诸闻（刘）暾此奏者，皆叹美之”。有一次武库失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而不救火”，刘暾当场就指责郭彰的私利行为，郭彰恼羞成怒地说：“我可以马上撤了你的职。”刘暾正色对郭彰说：“你恃宠作威作福，天子王法不容。”马上就“求纸笔奏之”，吓得郭彰“伏不敢言”。以前“（郭）彰文贵豪侈，每出辄众百余人”，“自此之后，务从简素”。后刘暾又任太原内史、右丞等职，“正色立朝，三台清肃”，刘暾做官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其父刘毅的教诲和熏陶。
《晋书·列传》第十五还记载了与刘毅同时的另一位东莱郡籍官员，掖县（今烟台莱州市）人侯史光，其刚正廉洁也受到了史书褒奖。侯史光，字孝明，东莱掖人也。幼有才悟，“举孝廉”，初为州“别驾（州刺史之下的官员）”，后“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拜散骑常侍，寻兼侍中”，再后“转城门校尉，进爵临海侯”。任职期间，曾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表彰：“光（指侯史光）忠亮笃素，又居正执意之心，历职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为御史中丞。虽屈其列授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说侯史光任职廉正勤政，尤其敢于伸张正义。任御史中丞（四品官）时，侯史光还不顾皇帝颜面，上奏要求罢免皇帝亲近的重臣上公太保王祥，“王祥久疾废朝，光奏请免之”。结果，晋武帝司马炎“昭优祥而寝光奏”，下诏仍然优待照顾王祥，对侯史光的上奏不予采纳。由此，也可见出侯史光为官敢于直言，不避权贵。侯史光去世后，因其为官清正廉洁，再次得到皇帝嘉奖：“昭赐朝服一具、衣一袋、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又诏：“光（侯史光）厉志守约，有清忠之节。家极贫俭，其赐钱五十万。”史书也称“光（侯史光）儒学博古，历官著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
唐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位清正廉洁的胶东籍好官蒋允。《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记载：
蒋允，莱州胶水人，吏部侍郎蒋钦绪之子。蒋钦绪，唐中宗时任太常博士（从七品上）。景龙三年（709年），举行祀天大典，国子监祭酒祝钦明为取媚韦后，曲解经典礼仪，宰相们也都曲意迎合。而官位不高的蒋钦绪却站出来，据“礼”力争，写文章揭露祝钦明的卑鄙，他的忠言赢得了朝野一致的赞佩。其事迹及所写文章，后被载入《旧唐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中，史称“清廉自守”的一代名臣。这样的父亲和良好的家教，对蒋允成长及为官带来积极的影响。
蒋允“以孝廉累授洛阳尉、监察御史。与兄演、溶，弟清，具以干局吏事擅能名于天宝（742～756年）中”。乾元（758年）后，授陆浑、咸阳、高陵等四县令。安史之乱后，蒋允任职的成阳等县饱受战乱之苦，“疮痍未平，允竭心绥抚，所至安辑”。治理战乱后患做得很有成效，百姓生活安定。蒋允很有清廉之名，就连当时副元帅郭子仪每次统兵经过蒋允所在县时都“必诫军吏日：‘蒋允令清而严干，供亿故当有素，士众得蔬饭见馈则是，无挠清政”’。蒋允一个小小的县令，其清廉敢为之风，连手中握有重兵、皇帝也惧让三分的统兵元帅郭子仪都敬畏，由此可见，当时的蒋允名气之大。
因蒋允政绩突出，不久就“迁长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领渭桥河运出纳使”。任职期间仍有清正廉洁之名，“时元载秉政，廉洁守道者多部更职，（蒋）允以故滞于郎位，久不徙官”，说蒋允因廉洁守道，在郎中的位子上任职很久。
大历十二年（777年），因蒋允在郎中的职位上表现出众，朝廷“擢拜御史中丞、东都副留守。寻迁刑部侍郎、删定副使。拜大理卿，持法明审，号为称职”。后“拜右散骑常侍。寻以疾终，年七十四，追赠工部尚书”。
毛纪（1463～1545年），字维之，莱州府掖县（今烟台莱州市）城里人。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放榜解元，翌年中进士后授翰林。孝宗弘治初为检讨、侍读，后任侍学士（从五品）、学士（正五品）、户部侍郎（正三品）。正德十年（1515年），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正二品），后“晋少保（从一品）、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毛纪任礼部尚书时，“乌思藏入贡，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祸福”，明武宗“遣中官刘允迎之。携锦衣官百三十，卫卒及私仆隶数千人，走粮、舟车费以百万计”。毛纪上言批评：“自京师至乌思藏二万余里，公私烦费，不可胜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过长河西行数月而后至。无有邮驿、村市。一切资费，取办四川。四川连岁用兵，流寇甫平，蛮寇复起。困竭之余，
重加此累，恐生意外变。”
武宗不听，毛纪“疏再上”。明武宗还多次以到民间寻访为名，扰害百姓，毛纪和大学士杨廷和每每上疏劝阻。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于江西，武宗以亲征为借口，率江彬等前往江西，弄得沿途百姓鸡犬不宁。十六年武宗还京，二月病死，毛纪、杨廷和等人奏请皇太后把江彬收监。世宗继位后，“纪为首辅”，世宗欲以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毛纪等大臣力主以孝宗为“皇考”。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依众议，三年又决意改回，群臣力谏，下狱者l00余人，当廷杖死者l7人，首辅杨廷和、蒋冕辞官，毛纪仍持前见，世宗“召见平台，委曲谕意，纪终不从”，虽多次召见、个别地恳求他，可毛纪亦不改变己见，遂遭世宗“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的谴责。皇帝给扣了这样的大帽子，胆小的早就给吓趴下了，可胶东人那“较真儿”的犟脾气上来，硬的软的都不吃，认准了的理，至死也不回头。毛纪依然坚持已见，并再次上疏，批评了世宗动辄笞罚廷臣的做法，劝谏他“尤望陛下法祖典学，任贤纳谏，审是非，辨忠奸，以养和平之福”，并“乞赐骸骨归乡里，以全终始”，世宗正求之不得，立即批准。毛纪去职还乡后，晚年遍游家乡山水，察访风土人情，总结一生仕途的坎坷经历，对官场的腐朽黑暗有所揭露。有《鳌峰类稿》文18卷、诗8卷、《海庙集》4卷、《密勿稿》1卷、《辞荣录》1卷、《归田杂识》1卷，并修成第一部《莱州府志》8卷，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印发行。他还倡导改进化石雕刻工艺，使传统的莱州玉雕有了较大的发展，刻章上品“毛公石”因以得名。年届八旬，世宗又想起他，曾派官员看望他。毛纪病逝后，朝廷“赠太保，谥文简”。史称“纪有学识，居官廉静简重”，“正色立朝，并为缙绅所倚赖”。民间也对毛纪多有褒奖，流传着许多毛阁老的传说。蒲松龄的《姊妹易嫁》便是其中之一，但历史上毛纪以官氏为妻，与蒲松龄笔下的张氏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