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1456～1523年），字廷秀，登州府文登县（今威海文登市）城关人，自幼聪明好学，经、史、兵、医、数无不精通。《明史·列传》第七十三记载，弘治三年（1490年）从兰中进士，任户部给事中，后改任兵科右给事中（从七品）。当时的大明王朝“官冗役繁，用度奢汰，盛极孽衰，国计坐绌”。朝廷奢侈腐化，百姓役繁困苦，国力空虚衰败。宦官汪直、梁芳等弄权，先后以排斥、拉拢手段胁迫从兰就范，他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弘治十一年（1498年），从兰上《清宁宫灾六事疏》，揭发梁芳、陈喜、汪直等奸党罪恶，使其被废。
后从兰“迁通政参议（正五品）”，“正德三年（1508年）进左通政（正四品）”，正德五年（1510年），被派往延绥等地规划边务，兼粮储、屯田、抽选军丁。他见边塞弊端很多，民不聊生，遂上谏《边塞军务十事疏》，但这得罪了权倾朝野、专横跋扈的宦官刘瑾，“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遂希旨劾兰。谨方忧边事，置不问”。刘瑾假传圣旨对从兰严加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迎合刘瑾之意联合弹劾从兰，由于当时边防吃紧，刘瑾怕边防有失，需要从兰指挥，不敢轻易换人，此事就不了了之。数月后，刘瑾的问题终查实，被诛，从兰晋升为通政使（正三品），接着又改为户部右侍郎（正三品），“督理三边军饷”。正德七年（1512年）“进右都御史（正二品），总制宣、大、山东军务”。
正德十年（1515年），从兰任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他力除漕运旧弊，建立新章则，著有《漕运录》。为了救济灾民，从兰上《再乞天恩给银两亟为拯救疏》，并取漕粮数万石赈济饥民。期间，治理水灾水漕主事王銮因亢直触犯上司入狱，从兰仗义上疏，使王銮获释。宦官刘允奉旨到乌思藏迎佛使（西藏中部僧人，号活佛），途经从兰所辖区域时要征调船只“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百姓苦不堪言。从兰告诉属下对刘允征调要求不予应允，刘允要面见从兰，从兰闭门不见，并急奏《取回出使内臣刘允疏》。从兰在其上疏中“极陈其害”。痛斥搞劳民伤财的僧、佛活动无益，是误民之术，不利于国家安定。正德十五年（1520年）从兰进阶资德大夫，勋正治正卿。同年冬，任南京工部尚书（正二品），时年64岁。正德皇帝病故，世宗即位，嘉靖元年（1522年），御史陈克宅受检陈之使弹劾从兰依附江彬，但“帝以兰素清瑾，释勿问”。世宗皇帝以从兰平生清正谨慎，未予理睬。当年，从兰获准告老还乡，次年病故，葬于文登城东北隅。谥赠柱国太子少保，祀乡贤祠。史书称从兰“斤斤为国惜才，抵抗近幸，以求纡民。然涓滴之助，无补漏危”。
从兰生于明代中叶，当时政治腐败，内忧外患迭起。他从政30余年，刚正不阿，勇斗邪恶，以直言善疏、重民务实、敢斥权奸而闻名。共上疏谏300余篇，其中110篇辑为《丰山奏议》6卷。
《明史·列传》第九十七也记载了一位敢于坚持己见，虽经多次罢官，但信念不改，甚至敢于直面批评皇上的忠臣浦宏。浦宏，字汝器，文登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授洪洞知县（正七品）。在任期间，“有异政”，因政绩突出，嘉靖初召为御史（正四品）。任御史期间，因弹劾“武定侯郭勋奸贪”，并因宦官当政，提议“宜罢其兵权”，惹得皇帝不高兴了，“夺俸三月，以养母归”。料理完母亲丧事才被起用，“掌河南道事”，在职期间，因“谈省署得失”，又被罢官还乡。这次在家一待就是七年，“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被廷臣推荐，才官复原职，在巡按陕西时，连上四十余疏。清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登州府志》卷三十九记载，浦宏巡按陕西期间“多惠政”，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明史》也记载：“总督杨守礼请破格超擢，未报。”但为国为民官员又多是忧国忧民的忠直之臣，浦宏因忠直敢言已两次被罢官回乡，但他为国为民而做官的信念始终未改，导致了他最终悲惨的结局。巡按陕西期间，浦宏得知御史“杨爵以直谏系诏狱”，随即上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则忠谏进而伦理成；言路塞，则奸谀恣而治道隳。御史（杨）爵以言事下狱，……（杨）爵本以论郭勋获罪。今（郭）勋奸大露，陛下业致之理，则（杨）爵前言未悖妄。望弘覆载之量，垂日月之照，赐之矜释，使列朝端，（杨）爵必能尽忠补过，不负所学。”这样一份伸张正义的奏疏却激怒了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皇上，“奏疏，帝大怒，趣缇骑逮之”，下令立即逮捕浦宏。而当地的老百姓对浦宏却是“秦（陕西一带）民远近奔送，舍车下者常万人，皆号哭日：‘愿还我使君”’。浦宏下狱时本已病重，但皇帝仍发淫威，“复杖之百，锢以铁柙”，使病中的浦宏“七日而卒”。临死前，（杨）“爵迎哭之，（浦）宏息已绝，徐张目曰：‘此吾职也，子无然’。”这样的忠臣，真是尽职到死仍初衷不改，皇帝听了不知作何感想。明穆宗即位后，觉得太对不住忠臣了，赠浦宏为光禄少卿，“谥忠烈，祀乡贤祠、忠孝祠”。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又“敕建忠烈祠”，总算对浦宏的后人和乡亲父老有个交代。
郭宗皋（1499～1588年），子君弼，登州府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城里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选庶吉士，后出任刑部主事（正六品）。嘉靖十二年（1533年）十月，身为监察御史的郭宗皋上书“劝帝悖崇宽厚，察纳忠言，勿专以严明为治”。结果“帝大怒，下诏狱，杖四十释之”。尽管直言被杖，可郭宗皋“铁头御史”之风未改，有一次上书揭露保定巡抚刘燮“谄媚无行，不任风纪”，被朝廷“夺俸两月”，并下放至雁门任兵备副使。后来才又“转陕西参政，迁大理少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郭宗皋由右佥都御史（正四品）代理顺天巡抚，因上疏有不妥之处，被“夺俸一年”。后又因“请罢三军，以其犒军银充本镇募兵费”，皇帝怀疑其有冒领的嫌疑，又“令罢归听勘”，免职回京听候处理。“既而事得白，故起官”。多亏事情调查明白了，才又恢复了职务。后郭宗皋又升任兵部右侍郎（正三品），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因战事不利，郭宗皋先是被“夺俸”，后又被“杖一百”，
“戍陕西靖虏卫”，发配边疆戍边。
穆宗即位后，觉得对郭宗皋这样的正直之臣太不公平了，又任郭宗皋“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戎政。旋进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就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郭宗皋虽官居高位，但已无心仕途，隆庆二年（1568年），“以年老求去，诏许之”。郭宗皋以年老为由要求还乡，得到批准。隆庆十六年（1582年），郭宗皋卒年九十，赐葬，谥康介，赠太子少保，祀乡贤祠，并祀州名宦祠。郭宗皋的墓在福山县城东南芝阳山麓。
郭宗皋重民务实，出身农家，一向关心农作，无论在哪里做官，都非常留意农业生产。郭宗皋获准辞官后，带了制作水车的木工、善于水田耕作的老农各一人回家。隆庆二年（1568年），他在家乡柳行庄东的盐碱地里，参考王桢《农书》所载的方法亲自下地督导，建成水田40亩。初时以水车引水灌溉，后增高木栅，让水自流入田。当年每亩仅收水稻四五斗，次年收七八斗，个别地块亩产超过一石，第三年很多地块平均亩产超过一石，少数达到二石。郭宗皋实行水田耕作，目的在于“导民”，扩大影响。他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撰《柳行庄水田记》一文，并刻碑记之：“求自然之利于不耕之地，人弃我取。而为吾力之所能为耳，冀此业之不隳也。大抵水田者，南方之所以至殷富者也。其利数倍于陆田。……王氏农书载博之子言曰：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水田者，制之田人，人力苟修，地利可尽，此陆田不如水田一明案也。”并指出这就是他不惜费用，不顾辛劳，年老仍致力于此，且务必使之成功，务必使之能持久、推广的原因。郭宗皋试种水稻成功，开创了胶东地区水田耕作的先例。他重农导民的思想和做法，在旧官吏中是不可多见的。
《明史·循吏传》还记载了胶东的两位爱民官员，其中之一是蓬莱人周荣。明太祖时，周荣任灵璧县县丞（正八品），因别人的官司受了牵连，被逮刑部，“耆老群赴辇下称其贤”，灵璧县的老人们集合起来为周荣鸣冤，并拦下皇帝乘坐的车，告诉皇帝周荣是个好官。明太祖查实后，“帝赐钞八十锭，绮罗衣各一袋。礼部宴荣与耆老而还之”。明太祖奖赏了周荣，礼部还宴请了周荣和为周荣鸣冤的老人们。不久，周荣就升任灵璧知县。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周荣等人又因别人的官司受了牵连，再次被逮接受质讯，百姓在皇宫门外再次为周荣等人鸣冤叫屈。明太祖再次查实后，得知周荣等人都是为社稷为百姓的好官，非常高兴，马上提拔周荣为河南知府（正四品）。“及知河南，亦有声。后建言称旨，擢河南左布政使”。周荣到任后，同样很得民心，声誉很好，又被提拔为河南左布政使（从二品）。受百姓拥戴的周荣虽两次被逮入狱，但碰上了刚当皇帝、还不糊涂的明太祖朱元璋，反而引起了皇帝的关注，仕途上的受挫反倒成了晋升的阶梯。在众多一心为民、为社稷的胶东籍封建官吏中，屡屡因祸得福的，周荣当属第一人了。
还有一位叫孙遇的，是当时登州府福山县（今烟台福山区）两甲庄人。“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说孙遇在任徽州知府时，很受当地百姓拥戴，在任职期满调动时，当地百姓、官吏上书朝廷，要求孙遇继续留任，得到明英宗的批准。清《登州府志》卷三十九还记载，孙遇任徽州知府时，徽州遭灾，休宁等三县饥民骚动，御史来徽州视察，要调兵镇压，孙遇坚决反对，说：“此饥民耳。”“乃单骑直抵其境，喻以祸福”，饥民“感泣遂解散”。孙遇“更设方赈济，境内以安”，避免了百姓的伤亡，也帮助百姓度过了饥荒。孙遇因在徽州知府任上政绩突出，后升任河南布政使。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仍然政绩有声，后因受到奸官诬陷，罢官回家。孙遇就没有周荣那样的福气了，只能老归故里。好在死后，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赐祭，祀乡贤祠”。
李森先（？～l660年），字琳枝，号滟石，明末清初莱州平度人，后入籍掖县，少年时即以文章著名，是清代名御史。《清史稿·列传》三十一记载，明崇祯九年（1636年）中举，十三年中进士，官博士。顺治二年（1645年）由国子学博士选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从五品）。因“耿直敢言，不避权贵”，在御史任上被三次罢官，两次下狱。在弹劾原明魏阉党头面人物、清大学士冯铨一案中，李森先言辞最为激烈，被多尔衮以“结党谋害”罪名革职归里。顺治亲政后罢冯铨，李森先官复原职，斗智丝毫不减当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奉旨巡按江南，清刚端劲，坚决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弹劾罢贪吏淮安推官李子燮、苏州推官杨昌龄，论如律。巡苏州，杖杀不法僧三遮、并张榜，一时震悚”。因此触怒朝中多方势力，再次被罗织罪名罢官下狱。李森先被押送刑部时，吴中罢市，万民泪送，部属们也相顾挥涕，被王渔洋称为“近日廉吏之冠”的松江知府李正华最后赶到，携一酒瓢满满斟上捧给李森先说：“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矣！诸君何至做楚囚相对耶！”李森先一饮而尽，掀鬓大笑，赴京服刑，有“可怜满袖吴民泪，难做直房供应钱”句传世。刑讯时被重打41棍，险些丧命，一年后真相大白，得再次复官。
顺治十五年（1658年），李森先结合自己在朝中诸多事项，希望朝廷能解决好耳目闭塞、下情不达的状况，上《请宽言官之罚疏》：“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下；诸臣迟回观望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罚创，则流徙永锢，相率以言为戒耳。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官之罚”，“使天下昭然知上宽宥直臣，在远不遗。凡有言责者，有不洗心竭虑而兴起者乎？”请求皇帝重用直臣，下诏赦免被流放的言官，受株连者给以抚慰，使大臣们“洗心竭虑以陈言”。对这样一个希望广开言路、情真意切的上疏，皇上却认为是泄私情，李森先又一次被“夺官，下刑部议”。刑部更是对直臣下重手，要流放李森先。顺治皇帝可能又觉得李森先的话还有道理，三个月后，又恢复了其职务，李森先第三次官复原职。之后，又派他到河南巡察荒情。李森先来到河南，定垦荒弓式及赋税之数，以使“民不忧”。十六年卒于河南汝州。王渔洋在评价官吏时，列李森先为“御史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