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著名诗人宋琬（1614～1673年）也是一位惜民爱民的官员。《登州府志》和《烟台人物志》均对宋琬的事迹做了专题的介绍。宋琬，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授户部河南司主事。顺治十一年（1654年）宋琬出任陇西右道事（正五品），到任不久，当地发生地震，数万百姓无家可归。宋琬积极采取措施赈济百姓，而且还“出家财以恤其灾”。因宋琬赈灾有功，朝廷“钦赐蟒服，加一级。优升永平副使（正四品），管军饷”。后又升任宁绍道参政（从三品），顺治十八年（1661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正三品），史称“皆有三治”。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康熙元年（1662年）因有人诬告他和家乡的于七（胶东抗清领袖）有联系，便被下诏入狱，两年后查无实据，才将宋琬释放。康熙十一年（1672年）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才再次被朝廷起用，授四川按察使。宋琬从被诬告入狱到重新任用整整十年，但能昭雪也算是幸运。宋琬到任后兴利除弊，将豪强所占的城中空地和郊外荒田分给难民耕种，使他们安居乐业，受到百姓爱戴。第二年，宋琬因病去世。宋琬还是清初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他在许多诗中都表现了百姓的艰难生活，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的极大同情，如《渔家词》一诗，诗人愤怒揭露了租吏的残暴和贪婪，反映了渔民的苦难，读之催人泪下。
王骘（1612～1695年），字人岳，烟台福山古现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至户部尚书。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在四川松威道任职时只带两名家僮，从不向百姓索取一粒米，一束草，日常费用皆取自家中。
《清史稿·列传》六十一记载，王骘任职四川时，京城兴建太和殿，工部下令向四川征运楠木等木材。王骘深知此举将给四川百姓带来苦难和劳役，毅然上疏求免，说四川几年来“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拔五千人入山采木，衣粮器具，盈千累百，遣发民夫，运至千里，近亦数百里，耕作全废，国赋何薇？”其忧国忧民、感人至深的疏词打动了康熙皇帝，得以恩准免征。川民感激他的恩德，便绘制了他的肖像祀于七公祠中。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骘任江西巡抚时兴利除弊，严惩贪官污吏，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康熙曾表扬说：王骘“身为大臣，日费必取给于家，势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爱民，便为良吏”，还当场“赐帑金千”。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王骘升闽浙总督（正二品），他仍念念不忘百姓疾苦，上疏为民减负。王骘在疏中说：虽然百姓“民生渐裕，然征收之弊，尚为民累，钱粮明加火耗，暗加星星戥，部院司府道皆有解费。臣入境之初，火耗已减，解费尚存，即揭示提出积弊，尽草官役上下大小杂费。南昌、新建二县尚仍民党，具行革除漕运积年陋规，搜剔无疑”。疏中字字句句都能看出王骘惜民之真情，官至总督仍心系普通百姓，在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官场里实乃不易。王骘任闽浙总督时，百姓称他为清廉总督。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巡幸浙江，“赐（王）骘御用官服。谕日：‘尔任总督，实心任事，浙、闽黎庶称尔清廉，故特加优赉’。未几，召拜户部尚书”。因政绩突出，且清正廉洁，王骘被召进京任户部尚书（从一品）。康熙皇帝南巡时还赐给他一块匾，匾上刻有御笔题写的“养寿”二字和康熙大印。据烟台福山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吕伟达先生调查，此匾至今完好无损，由其后人珍藏。清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登州府志》卷三十九记载，王骘曾“三疏告休，皆蒙慰留”，并被皇上称为“真福德老翁矣”。王骘告老还乡时已82岁高龄，仍在家中以“有子能文何必贵，为官致富不如贫”来教育子孙。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王骘与世长辞，山东巡抚闻讯上奏康熙帝，康熙立即颁旨按户部尚书规格赐葬于他生前购买的茔地小黄山，“祀乡贤祠”，并祀“江西、福建、浙江名宦祠”。现烟台小黄山北坡成了王家茔。每年清明节，福山区古现王家都要到小黄山扫墓祭祖。
徐士林，字式儒，文登徐家村人。康熙二十三年生于贫寒农家，因家贫开始并没有送徐士林读书，“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日：‘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励学”。由于刻苦攻读，终有所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任内阁中书[辅佐皇帝办理国政的机关要职（正七品）]，后升任礼部员外郎（从五品）。雍正五年（1727年）任安庆知府（从四品），雍正十年（1732年）又升任江苏按察使（正三品）。乾隆元年（1736年），迁河南布政使（从二品），后又任江苏布政使，乾隆六年（1741年）任江苏巡抚时病逝任上，终年58岁。
徐士林历康、雍、乾三朝，史书称其“爱民忧国，惟日不足。江南民尤德之”，“善治狱”，“有清”，三十余年“勤政敬慎”，是清代有名的清官。徐士林做官讲真话，不********，不阿谀逢迎。乾隆四年“高宗召对，问：‘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这样的实话，既容易得罪地方大员，皇帝也不愿意听，没有点爱民忧国的情感和无私无畏的胆识是说不出来的。乾隆五年年底，江苏一带遭“海水灾”，徐士林立即上疏请求赈灾。乾隆六年春，徐士林再次上疏请求放粮给贫民，沛县受灾最重，徐士林请求朝廷“发藩库余平银籴米续赈”。徐士林在因病要求离职回乡的上疏中还念念不忘灾民的困苦：“江苏社谷积贮无多，去年秋成，惟徐、海被灾，余俱丰稔。臣饬诸州县劝捐十余万石，仍戒勿强派，勿限数，勿差役滋扰。”徐士林对灾民的一片真情也感动了皇帝，“上甚嘉之。寻以病请告，温旨慰留，遣医诊视”。徐士林又借皇上遣医看望他的机会上疏说：“淮北被水，二麦无收，急宜抚恤。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饬发库帑赈济，俟察实成灾分数具题。”徐士林为了救济灾民，没经批准就发放了“库帑”，这弄不好是要砍头的啊。好在乾隆皇帝相信徐士林是为了他的大清王朝，也就顺水推舟地批准了，“上谕曰：‘如此料理，甚副朕视民如伤之念”’。后来徐士林病情加重，再次“疏请乞假”，乾隆皇帝批准了，行至淮安徐士林就病故了。徐士林病故后，乾隆皇帝极为悲痛，下谕痛悼道：“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远离，不受妻孥之养，鞠躬尽瘁，遂至沉疴。及得假后，力疾旋里，以图侍母。临终无一语及私，劝朕以忧盛危名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己者也！”破例将徐士林这个地方官“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与开国元勋和辅佐重臣同等待遇，并赐金井玉葬。一个封建官吏能为皇帝器重，又能察民情，确实难得，后来徐士林又被“祀苏州名宦祠”。
徐士林一生清廉，不贿上窃名，大有齐国即墨大夫遗风。《文登县志》也记载，士林“立身端方，历宦途不为干竭。其任京师，非公务未遂与公卿接比；为道府与督藩臬文，未尝一承馈送，其守身之严谨可知也”。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颂扬他的传奇故事，其中有一个给乾隆皇帝送礼的故事，说徐士林任江苏巡抚的时候，按当时官场通例，做地方官的每次进京或逢年过节都要献上奇珍异宝表明忠孝。徐士林在江苏这富庶之邦、鱼米之乡为官，更应该多多贡献珍贵礼品，可是徐士林偏偏不理会这件事儿，在任数年没给皇宫迸过一次贡。不但皇亲国戚、王后妃嫔指责徐士林不懂世故，就连乾隆本人也觉得徐士林未免太失礼了。天长日久，风也刮到了徐士林的耳朵里。这一年除夕之前，他也备了一份礼物，派人星夜进京城，献给乾隆皇帝，乾隆一看，竟是重新装裱的几本旧书。揭开总卷，取出徐士林的贺年奏疏，只见徐士林写道：蒙皇上天恩，对我破格擢升，……恭迎元旦，理当进贡方物。可是皇上知道，臣一身之外，寸丝粒粟，都是皇上所赐，黎民供给，我自己尚物供奉皇上呢？只是炯炯臣心，愿皇上像唐尧虞舜一样治理天下，国泰民安，万世无疆。由此，望皇上恕我赤诚之心进言。臣自幼学《尚书》，谨择典谟要义，写成数卷心得体会，具裱缮册，适逢元旦拜呈。只要皇上肯赏脸御览，对治国安民略有得意，臣就不胜荣幸之至……乾隆看罢奏疏，脸上的怒气早已消散，不住点头赞许。这个故事虽不见于正史，但与正史所载的徐士林生平作为相符，此也是民间对徐士林之褒奖，应信其有。
初彭龄，字颐园，山东莱阳人，后迁居即墨。《清史稿。初彭龄列传》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彭龄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五十四年（1789年）任江南道御史（从五品），他上疏弹劾协办大学士（正一品）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事，致使彭元瑞被罢黜。又上疏弹劾江西巡抚（正二品）陈准贪污，也使陈准丢官。初彭龄不避权贵，耿直敢言，“风采振一时”并因此升为兵部侍郎（从二品）。
嘉庆四年（1799年），初彭龄出任云南巡抚。当时云南总督富纲报请皇帝，请求“罢官盐，该归民运民销”，皇帝下诏让初彭龄提出意见。初彭龄经过调查后上疏极力支持“罢官盐”，并在上疏中说：“下肖州县沟通井官，私买额外余盐，行销肥己”。“前巡抚刘秉恬遂令州县额销十万斤者加销一二万，以资办”；“盐道蒋继勋一官银尽买安宁等井私煎之盐，并发州县销售，欲以弥缝亏空”；“烟户无论男女老幼，皆应交课，穷困已报”。朝廷采纳了初彭龄的意见，“令灶户自煎自卖”，“又筹置堡田，免徭役加派，滇民感之”，此举得到了云南老百姓的拥护。初彭龄还上疏弹劾兵部侍郎、前云南巡抚江兰对水灾不奏，致使江兰罢黜。这都充分体现了初彭龄为民直言、重民务实的人品和官风。
嘉庆六年（1801年），初彭龄回京任职的途中，又上疏弹劾贵州巡抚伊桑阿“骄奢乖戾，苛派属员，剿石岘苗饰词昌功”的问题，皇帝“遣使勘实，置伊桑阿于法”。使伊桑阿得到了严惩。回到京城后，初彭龄被授予刑部侍郎一职。嘉庆七年（1802年），初彭龄又弹劾贵州巡抚常明“铅厂之弊，褫职治罪”，使常明撤职法办。接着又弹劾了云南布政使陈孝升等人，也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嘉庆八年（1803年），初彭龄赴陕西清查军需，又使包括陕西巡抚秦承恩在内的一大批官员受到了处罚。初彭龄为了大清王朝，也为了心中的那份正义，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得罪权贵，其为政之道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朝堂上，这样的官吏毕竟是少数，多数官吏对初彭龄这样的人是恨之、避之，一旦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嘉庆九年（1804年），初彭龄因误听了湖北巡抚高杞的话，在弹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案时，有些问题没有很好地查实，与事实有出入，诸臣就群起而攻之，使初彭龄“下廷臣议罪”。好在嘉庆皇帝当时还不糊涂，“知（初）彭龄无他，不欲因言事加重谴，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堵言事者之口。又念（初）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只对初彭龄做了罢官回家、闭门思过的处分。不到一年，又起用初彭龄，“授右庶子，骤迁内阁学士（从二品）”。
嘉庆十一年（1806年），初彭龄调任安徽巡抚时，又做了一件为民伸张正义的事。寿州武举张大有为争夺一个女子，投毒毒死了本族的族侄张伦及一名雇工，张大有通过苏州知府周锷打通了湖广总督铁保的关节，以张伦和雇工被蛇咬、中蛇毒而死定案。初彭龄在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查清了事实真相，使凶手伏法，铁保等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官官相护的清廷，初彭龄能尊重事实真相，维护弱者利益，确实难得。
后来，初彭龄又弹劾了前山西巡抚成龄、山西布政使刘清、署按察使张曾献及府州县多人。因得罪官员太多，被“部议革职”，但最后嘉庆皇帝还是“诏宽之”降为四品官，“补鸿胪寺卿（主管朝廷礼仪），迁顺天府尹”。
嘉庆十六年（1811年），初彭龄又查明了历任及现任河防总督诸多失职问题，劾罢了一大批有问题的官员，因政绩突出，又被升任“工部侍郎，署浙江巡抚”。嘉庆十九年（1814年），初彭龄受命前往广西，查处广西巡抚成林，以“恣意声色，用度奢侈”的疏奏使成林去职抄家。初彭龄提升为兵部尚书（从一品），并兼署江苏巡抚。在清查各府、县国库亏空时，又弹劾了江宁布政使陈桂生、江苏布政使常格等，并剥夺了他们的职务。弹劾的官员多了，嘉庆皇帝又嫌初彭龄“性褊急，嫉恶过严，斥其轻躁，降内阁学士，召回京”。有的官吏又借机诬告，终使初彭龄罢官，“令闭门思过”。后来，嘉庆皇帝觉得对初彭龄这样的忠直大臣处理得太过了，又逐步起用。道光元年（1821年），初彭龄又被授礼部侍郎，后又任兵部尚书。道光五年（1825年）病故。史书称“初彭龄虽亦褊躁，然实政清操，蹶而复起，克保令名，宜哉！”说初彭龄为政务实，清正操守，所以能在屡次被贬的情况下复起，并保住自己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