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氏庄园最后一位账房先生的回忆
初冬时节，笔者驱车到庄园街道上宋家村采访曾经在牟氏庄园当过六年账房先生的宋世存老人。
上宋家位于城东10多里的一条山坳里，宋世存老人的家就住在村中央一座二层楼房里。宋世存今年92岁，与89岁的妻子及二儿子一起住，二儿子宋国路住东两间，孙子住在二楼，他与妻子住一层的西两间，四世同堂，生活十分幸福。七年前，宋世存生了一场病，行动十分不便，从家里到院子，不过十米，他扶着一把很旧的铁椅子要磨蹭10多分钟。老人性格很倔强，儿子要去扶他，他却怎么也不肯。
在院子一侧，宋世存端坐在一张旧得脱了漆的方凳上，已经西斜的阳光温暖地洒在老人身上，花白的头发，青黑色的衣衫，还有那张布满皱纹、写满沧桑的脸，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除了腿脚有点不便、耳朵有点背以外，老人的思维还十分敏捷，七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在他的记忆里依然很清晰，这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十分难得。当得知我们要了解当年做账房先生的一些事的时候，老人自言自语地说：“老账房先生都没了，就剩下我自己了！”
的确，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牟家六大家子共有账房先生20多位，现在只剩下宋先生一位了。这位“硕果”仅存的账房先生在他那农家小院里向我们讲述了他在牟家六年的账房生涯。
“十六岁，我第一次走进庄园的时候，是个跑腿的，一年工钱是六十吊”
小的时候，我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家六口人全靠着五六亩薄地维持生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8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小学，读了6年书，我便成了家里几代人中识字最多的人。
1932年，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看我写字不错，便托西河子村的赵福介绍到牟氏庄园日新堂当小先生。西河子村是日新堂的佃户村，赵福负责给日新堂管庄子。其实去牟家当差不是随便谁都能去的，要考察你父辈的为人和德行，还要有担保的人。在我之前曾有几个小账先生因为行为不端被辞退回家。一般人是不愿意去当这个保人的，因为这里面也有风险。西河子村是我母亲的娘家，赵福又是我哥哥的干爸爸，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加上对宋家比较熟悉，所以赵福才去当了这个推荐人。
第一天去日新堂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因为牟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能到牟家当账先生是许多人可望不可即的。跨入牟家高大的门槛，赵福把我一一介绍给各位先生。当时，日新堂的账先生已有七位，尹先生有五六十岁，人们都叫他管家，账房里的一切事都是他说了算。当时日新堂的主人是“小寡妇”姜振帼，她与两个过房儿子还有女婿住在烟台，家里只留下姜振帼的婆婆、70多岁的刘氏姨太太，每月末尹先生安排芮春义带着账本到烟台给东家报一次账，所以日新堂的大事小情其实都是尹先生说了算。这位尹先生叫尹同善，是掖县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尹先生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包括家里有什么人，念了几年书之类的，然后让人拿来纸笔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目的就是看一看我写的字。开始到牟家账房做事的人一般叫小先生，小先生不管账，主要是跑跑腿，做些杂务事。当时账房里有一位小先生叫隋永宽，与我年龄相仿，我俩每天的工作就是侍候尹先生还有其他几位账先生，为他们端饭打水讲卫生，其次就是管粮食出入。
我的工钱是尹先生与介绍人早已说好了的，第一年工钱是60吊，第二年80吊，第三年100吊，一年比一年高。像尹先生这样在庄园干了一辈子的老管家，一年的工钱是500块大头洋，是我们普通小伙计的数十倍。但是60吊钱对我这样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孩子来说已经相当满足了。
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在牟家六年的账房先生生涯。
“庄园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在这里我接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财主家的日子与平常人家的确不一样”
像我这样从没出过门也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在家里过惯了穷日子，进了牟家的门感到什么都新奇，慢慢才知道什么叫财主过的日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牟家那高大的门楼，那门槛没到大腿跟，我那时又矮又瘦，迈不过门槛，用手扶着才能进门，这是我们家那尺把高的小门槛没法比的。中午，介绍人赵福被留下来在牟家吃饭。我负责与隋先生从伙房里端菜，菜很丰盛，有五六盘的样子，还上了两壶黄酒，饭是小米干饭。
在牟家的第一顿饭吃得特别香。牟家的伙房分大小灶。大灶主要是为长工、下人做饭。小灶则是为主人及管家账房做饭。小灶有的还分中灶与小小灶，中灶负责账房，小小灶则负责主人。在日新堂，由于主人都在烟台，所以账房先生们的生活都是十分优越的。早饭和晚饭吃白馒头就咸菜或炒菜，中午吃小米干饭。刚进庄园的时候，看着那雪白的馒头就流口水，一个馒头五六两吃了不够，还要加上块小米饼子，几个月下来，我变胖了，饭量也小了，有时连一个馒头也吃不了。日新堂有六亩菜园，平时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而鱼呀肉呀则是每五天去赶一个集，逢鱼买鱼，逢肉买肉。
大部分人都要在大灶吃饭，平时少的时候也有三五十号人吃饭，多的时候有八九十人。日新堂的大灶一般是早晚小米饼子加咸菜，中午小米干饭和大菜。菜一般是以咸菜和炖大菜为主，鱼肉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那时候没有玉米，做饼子的原料是用六成的小米、四成的黄豆磨制而成。牟家的小米饼子特大，长长的像个小孩子的枕头，一个有二三斤重，出锅后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一块约有半斤重。日新堂有一个大师傅姓王，外号叫“偢老王”，手艺不错，他做那大饼子，一口大铁锅顺着锅边一个挨一个，锅底只有一碗多水，烧干了再放水，到出锅时，锅巴有一指厚，没有半点儿煳味。这老王每天还负责给穷人放饭，接触的人多了，人们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日新堂有个偢老王，家住栖霞西南乡，他是莱阳台子上人，他的大名叫王义，他的小名叫炯。
日新堂共有房屋50多间，主人们都跑到了烟台，到了晚上只剩下我们几个账房住在这里，偌大的一个庄园显得幽静而有点阴森。我们八个账房中除史永太和芮春义两个住在外面粉房，其余六个全住在庄园二门玉兰树边上的西厢房内，六个人一铺大炕，我与衣贵芳挨膀。尹先生也与我们住在一起。
那时候尹先生已60多岁，芮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也都三四十岁的样子，平日里我除了要照料好其他几位先生的起居，重点是照料尹先生的日常生活。尹先生在日新堂当了几十年的账先生，深得牟家信任。平时他不苟言笑，很少批评人，但是我们都很敬畏他。在他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每年挖秋的时候，一连几个月，天天都在乡下，这期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每年的六月和十月是牟家最忙的时候。我到日新堂，正赶上小麦下场，因此第二天便被安排下乡去收租。就在昨天，别人还到我家收租，今天我就要到别人家收租，角色的迅速转变使我不知所措，同时也仿佛使我一天之间长成了大人，我知道我现在是牟家的一个小先生了。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带我下去的是隋永宽，头一天我们把仓库打扫干净，准备好盛粮食的口袋，第二天吃过早饭赶上4头骡子便上路了。我们从北岩子口村开始顺着沟往里收。我是新人，佃户们都不认识我，他们一个个都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看得我好不自在。有的还问我多大了，家是哪里的等一些事情。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当时又小又瘦，没有力气，两斗粮扛在肩上腿便发颤。长工把头谢玉和跟我开玩笑说：“小宋呀，一口袋粮食撂不起二十四个高，你不用吃这碗饭！”我强忍着撑了下来，到最后二斗粮还真能自己发上肩。
秋天忙活完了，又开始收租、卖粮食，牟家称“挖秋”，这个秋一直能挖到过年。当时日新堂有土地近万亩之多，除了古镇都之外，主要分布在观里、臧家庄、蛇窝泊。为了储存方便，他们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大型的粮仓，仅这三处粮仓就可存粮食近600石，所以一到了秋天我经常会被安排到这些地方收租。
大刘家离城里有五六十里路，从早晨日头红了就上路，靠步行要走到晌。大刘家是日新堂最大的一处粮仓，占地面积有几十亩，可存粮食300多石。粮仓南北两面分别有六间又高又宽的大瓦房，盛粮食之用，东西两面是佃户住房，这样形成了一个四方形封闭式结构，庄头或把头住在最前面。
我们下去就住在庄头家里，庄头负责管饭，东家一天给庄头一升粮食的补助。第一次到大刘家，是我与账先生衣桂芝一起去的。那时候没有车，按日新堂的要求管庄子的家里必须至少养活一头骡子，以给东家“打差”。
我在大刘家一共住了两年，夏秋两季要收租。日新堂与佃户的关系都很融洽。好年头，粮食好，租也交得足，不好的年头，一些家口大的佃户便没粮食交，这样我就给他们记在账上，等年头好了再补交。
每年十月间，粮仓里的小麦就要开囤了。先挖两驮子到市场叫行，定下价格再大批出卖。平日里，买粮的都要到仓库去买，集日里我们就用骡子驮着去赶集，好的时候，不长时间便卖完了，不好的时候也可能一斤卖不出去。
到臧家庄去得比较多，因为路好，赶完集当天就可回到庄园，不过要起早拉夜。那时候史财勇和芮春义都买上了自行车，我很羡慕，可是我买不起，平日里便借他们的车子学着骑，不长时间便学会了，所以后来我们下乡挖秋的时候，我便借他们的车子。有一年，我与把头谢老四到臧家庄去赶集，骑着自行车，个把钟头就到了，下午天不黑就回来了。
从1932年到1938年，我共在牟家当了六年的账房先生，这六年中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还包括1933年日新堂发的那场大殡，这些我都记忆犹新。
三十年代末日新堂已开始走下坡路。1938年冬，因为与主人姜振帼的一点儿矛盾，我离开了日新堂，从此结束了我的账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