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实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作为一员方面大将他当然知道双方力量的真实情况。《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他是奉若圭皋的。自己手下这十三万兵分别隶属于从大同、宣府到宁远、蓟州的八个总兵，且不说各个军头都是“拥兵自重”，心中各怀鬼胎；就是真的同舟共济，也是一批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骄兵悍将，他又能指挥得了谁？号称l3万，其实是乌合之众。他看了那些临时“奉令集合”的“乡兵”，更是大失所望。哪一个是经历过枪刀剑戟的？他们都是“军户”，说白了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已。平日里只是拿着三分银子的补助点点卯，谁个会去认真训练？用高官厚禄豢养的所谓军队，只能对驯服的百姓起一种威慑作用，真要去对付皇太极那训练有素的八旗骑兵，还不是一堆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哪敢“轻易出战”？
可是容不得他有半点迟疑了。“小胜”也是一把“双刃剑”，既鼓励了士气，也刺激了君主。他对崇祯皇帝估计不足，这个皇帝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也是狂热的；而且不允许他人有半点非议。
这时候那个“普通而又寻常”，然而既不普通又不寻常的牟更忠出现了。他确实是名不虚传，牟小鬼呀牟小鬼，真的像一个鬼魂，倏地出现在洪承畴面前，吓得宿将浑身发抖。
对这个人，洪承畴真是又恨又怕。他的怕，是因为早已猜着了他的真实身份，早在陕西军中，他就明白这个终日只是陪着他下棋的小小“百户”，绝对地负有特殊使命。所以他是屈驾纡尊，百般与之周旋，极尽讨好之能事。他绝对不想作“第二个袁崇焕”。他的恨，也来源于那里，当初这个牟小鬼打搅了他的好事，只是激起了他的一阵惆怅，然而在事过之后，他知道了那个天姿国色的丽人竟然是清菡居士的养女时，他就捶胸顿足，后悔得心痛如绞。他追寻了那个丽人已经很久很久，仍无所获。这埋在心底的恨就与日俱增。
今天这个牟更忠变换了身份，是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却又有“不明身份”。他是“职方郎”，“郎”者，尚书属员，级别不高，然而，又是“监军”，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承畴只觉得他“更畴”，“畴”者，无边也！
牟更忠来传达了兵部尚书的意思：出兵时间长了，粮饷难以为继。
“你的意思是速战？”洪承畴未免吃惊。
“我怎敢有什么意思？只知道都督大人主张慎行。”牟小鬼阴阳怪气地说。
洪承畴一想坏了！显然这是要他驱赶着一群羔羊就虎狼。他试图挣扎，就试探地问；“那么皇上的意思——”
“标下人轻言微，怎敢妄测天机？皇上的心思也是可以随便猜测的吗？”牟小鬼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不过最后加了一句，“我可有皇上的密敕。”
此言一出，真正诚惶诚恐的就是洪承畴了。
这确实是中国官场的特色！越有权的人，越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一切全靠你自己的“悟性”，让你自己去体会。体会得对与错是完全无意义的，就看执行的效果。有了成绩，自然是在上司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有了过错，上司就可理直气壮地翻脸：“我何曾做过那样的指示？你只是擅自行动！”在大明王朝，不仅天子崇祯皇帝叫苦连天，他的臣下也实在不容易。
当下洪承畴就十分为难，一切都措手不及。就说这粮草吧，他身为大将，怎么会不知道“粮草先行”的常识？按他原来的打算，是将粮草辎重先由杏山输入松山，再由松山输往锦州，粮道在自己部队的防地，自然是万无一失。可现在要突然“速战”，他只好将粮草放在宁远、杏山、塔山外的笔架山上。笔架山暂时成了军需的转运站。
为了这个转运站的安全，洪承畴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是实行森严的壁垒，在乳峰山以西、嵩山以北，挖了环形的长壕；又派玉田总兵曹变蛟的七个营步军驻扎在山外，还有其他各总兵统帅的骑兵，在东、南、北三个方向上轮流巡逻。所谋不可谓不周全。统帅大军前来增援的皇太极看了，也不得不叹服：“不愧是一员宿将！”
皇太极是八月来到前线的。他把清军一字摆开，自乌欣河南山一直排到海边，居于杏山与松山之间。旌旗林立，战马嘶鸣，真的是声势浩大。但是与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相比，还是有点相形逊色。于是“诸王、贝勒、大臣，以明兵势众，劝上缓行。上笑日：‘但恐彼闻朕至，潜师遁耳。若不去，朕破之如摧枯拉朽耳！”（《清史稿》）
皇太极何以如此自信？原来他继承了父亲努尔哈赤的衣钵，派出了大量的谍工，对洪承畴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这个“空中司令”是指挥不了那些各有后台的总兵的。
这个皇太极“在战略上藐视敌手”，“在战术上重视敌手”。他瞄准了明军的粮道：“明军人多，所带粮食不过六七天，七天之后必定撤军就粮，我用兵卡住他的粮道，就是不设伏兵的伏兵；再用炮火焚烧他在笔架山上的粮草，他是不攻自乱。”
果然不出所料，洪承畴与八总兵商议，决定玉田总兵曹变蛟、前屯卫总兵王廷臣与洪承畴留在松山，其余六总兵分两路回宁远就食。
果然如皇太极所说“总兵越多，越是散兵游勇。”没有一个是真听都督的。大同总兵王朴先乘夜色逃跑，“速战”尚未开始，自己的队伍先就乱了阵脚。各个总兵谁不惜命？大家争先恐后，唯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只脚。秩序顷刻大乱，确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从杏山往南，沿着海边，直到塔山，在广阔的战场上，清兵邀击掩杀，越战越勇，明军慌不择路，溺死海中的不计其数。损兵折将五万有余。所有的总兵均都落荒而逃，但都被清兵所阻，唯有宁远总兵吴三桂逃回了老窝。
至此，锦州之围不仅未解，反而被困更急。外援断绝，城中无粮，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洪承畴与辽东巡抚邱民仰率领着残兵败将进了松山城。稍事休整，就集中了全部人马企图突围，然而却被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哪里有隙可钻？洪承畴只好固守待援。
可是，“无援可待”。崇祯皇帝倒是没有忘了洪承畴，他一道又一道“圣旨”，道道都十万火急；然而出了皇宫，却又道道都成了废纸。
难得洪承畴啊，一座孤城竟坚持了半年之久。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副将夏承德用自己的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且请为内应”。夜半，打开了城门，这才让洪承畴当了俘虏。
夏承德在打开城门的时候，偷偷地放跑了那个牟小鬼。小鬼，小鬼，没有生命却特别爱惜生命。
三
当了俘虏的洪承畴决心绝食，以死明志。
绝食中的洪承畴思潮滚滚，在经历了狂风巨浪之后，也终于平静下来了。有了一些颇带理性的思考。
起初他只是一种“惯性思维”：“打了败仗就应该死节。国朝历来如此，我既为封疆大吏，自然不能例外。也用不着怨天尤人。如果说心中免不了有一点芥蒂的话，那就是自认倒霉：为什么偏偏是到这个松山。谁不知道这个松山是将帅的不归之地？前有袁崇焕，后有熊廷弼，哪个不是骁勇善战的宿将，可哪一个有好下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熊廷弼是传首九边，都是因为在松山吃了败仗。”
一想到袁崇焕，洪承畴就不寒而栗，他在战栗之中还有一点庆幸，与其侥幸逃了回去受千刀万刮，还不如在这里绝食而亡，尚可保留一具完尸：他真的不吃不喝煞有介事地绝食了。
然而，他的思潮却一刻也没有平静：“不错，我是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罪不容诛；但是这能怨我吗？我自幼熟读兵书，天资聪慧，稍长即带兵打仗，阅历丰富，怎么可能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常识都不懂？然而他读的兵书再多，再怎么才华横溢，又能奈侏儒小人何？还不是得诚惶诚恐地受侏儒小人摆布？“外行领导内行”确实是一条规律，绝顶能人只能被绝顶蠢货压得一筹莫展。本来同是读书人，一个是正人君子，勤勤恳恳，苦读寒窗；一个是无耻小人，藏奸耍滑，花天酒地；自然科举取士，前者可能蟾宫折桂，而后者只能名落孙山。然而，“龟有龟道，蛇有蛇途”后者完全可以靠着“卖身投靠”的“另一条途径”爬得更快，爬得更高。他们升官有术，这真是天理良心呀！拍拍马屁，舔腚溜须，那是用不着苦读寒窗的，许多人生来就会。越是父母人格低下，他们的子女越会拍马屁。这就出现了可怕的恶性循环：“恣肆放纵”的，一代又一代的轻轻松松高居真正的读书人之上，就越发鄙薄正途出身的“书呆子”。真正的读书人就越来越少。然而普天下的人都成了侏儒小人，那谁还会带兵打仗？有一个袁崇焕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他的下场却又那么惨。
作为明末的方面大将，他当然对袁崇焕之死了若指掌，而且会对此有自己的见解。袁崇焕是一个世纪性的人物，他的含冤而死无疑是明清斗争的转折点，是大明江山滚石下坡的起点。他像所有的带兵将领一样，甭说还来到了袁崇焕的获“罪”之地，就是在温柔乡里也会经常被血淋淋的噩梦所吓醒——那是明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袁崇焕的获罪真让人啼笑皆非！《清史稿》上的记载全文如下：
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树栅为卫，我军比之为营。上率轻骑往视，诸贝勒请攻城，谕日：“路隘且险，若伤我士卒，虽得百城，不足多也。”因止弗攻。
初，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洪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受密计。至是，洪中、承先坐近二太监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上单骑向敌，敌二人见上，良久乃去。意袁都堂有约，此事就矣！”
时杨太监佯卧窃听。翌日纵之归，以所闻语明帝。遂下崇焕于狱。大寿惧，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多么拙劣的“反间计”，竟然！高奏凯歌！不唯洪承畴，几乎所有的明朝官吏，只要不是白痴，都会百思不得其解：破绽百出呀！一国君主、全军主帅，竟然单骑向敌——这里还用得着“微服私访”吗？或曰：这是最高军事机密，容不得他人参与，那么，区区一个副将、参将又如何得知？那两个重演《蒋干盗书》故事的太监居然如此轻易地就获取了如此机密的重要情报，居然连逃跑都用不着，是敌人“纵之归”。伪造的痕迹真是连三岁孩童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何至于“一代英主”的智商居然低下到了如此地步？就算他非常宠信那个杨太监，可也不至于轻易地诛杀朝廷鼎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