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这话说得就有点过分了。请问：你所谓的‘国’，又是什么？是土地吗？那土地一寸也没有少。是民众吗？那民众还照样活者。是风俗习惯吗？那风俗习惯依然故我。”
“可衣服呢？穿着箭袖马褂，面对异族称臣，你也不怕地下的祖宗骂你是不肖子孙！”
“哈哈哈哈！”刘良佐突然狂笑起来，“穿戴异族的服装。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呀！”
史可法又卡壳了。面对官场的生存逻辑，他真是无话可说。这些逻辑其实只是“潜规则”。无处不在，却恰恰摆不上桌面；无人赞同，却指导着每个人的行动。“潜规则”已经完全腐蚀了我们的社会基础，“忠”的观念已经被瓦解得一塌糊涂。
果然，刘良佐理直气壮地、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宣言”：
“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势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是大丈夫当机立断的英举。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是啊！你还没有说完，我来替你说！”史可法语含讽刺地接过话来，“识时务者为俊杰，人生在世，不就是要权势、要财富、要女人吗？只要投降，这一切就全都有了。”
“是啊！是啊！元帅可真是一个聪明人。为什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投诚北朝？元帅不该三思吗？”
史可法岂只是“三思”，他不知道思过多少个昼夜了。这正是天下孱弱的症结，忠孝观念已经淡薄，苟且偷生已经不再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大家都是花花面”，谁也不用说谁。“法不治众”，物议就能治众了吗？只怕更无能为力。
他很想哭，但是却止住了眼泪。不能不回答面前这个侏儒小人的挑衅了。于是他大义凛然地说：“住口吧！你那些猪狗的逻辑。我告诉你，我和你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我是一个人！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生命；你们是一群狗，只知道摇着尾巴吃肉。滚吧！把我的话告诉你的新主子。”
多铎当然留狗而杀人，史可法壮烈牺牲。
屠夫大开杀戒，下令十日之后“封刀”。于是扬州城里“尸如山积”。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屠”。入城的大兵见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就挥舞屠刀，一连挥舞十天。扬州会喘气的，只剩下了丧家的狗。
天气已经炎热，太多的尸体很快就发生了“蒸变”。恶气冲天，像是愤怒的控诉。
四
冲天的血腥弥漫了大江以北，接着清廷又发布了剃发令：清兵所到之处，以十日为限，文武军民一律剃发如满族模样，不从者治以军法。令出法随，到处可见兵勇带着剃发匠，挑着担子巡行在城镇乡村，担子上还悬挂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粉牌。见一个抓一个，强行将俘虏前额剃发，后脑留辫。
谁说新生的政权无作为？他们把平民的头发都当作了斗争对象，个个骁勇异常。
剃发令还连接着一段故事——
清兵入关之后，明朝的降臣如云，当时天下未定，为了收罗人心，暂时照顾降臣的感情，就允许降臣在上朝的时候仍然穿着明朝的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
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人不安于现状了：都如此，怎能显出他对清廷不同凡响的忠心？于是，他标新立异了。
这个人本来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侍讲。按说，也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化人，平常日子里也是仁义道德不离口的，可是清兵一入关，他就认贼作父，伏首称臣。顺治皇帝皇恩浩荡，赏给了他一顶礼部侍郎的帽子，他就邀功心切，恨不能长出两个舌头来舔腚。
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标异而示亲”的绝招。一日上朝时，他变得焕然一新：不但剃了发，而且留了辫子，还改穿了满族官员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分班站立时，他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
满族大臣都自视高人一等，哪里能够容忍一个小小的汉臣侍郎孙之獬与他们同站一班？七嘴八舌，又推又搡，把他逐出班外，汉臣见状，多有掩面窃笑者。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分逢迎求宠，众志成城，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孙之獬也无法入班。
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好不狼狈：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左右拒绝，进退维谷，一个被大家弃绝的可怜虫，一个被众人取笑的滑稽儿。
他恼羞成怒了，就向顺治皇帝上了一本：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之从汉旧，而非汉旧之从陛下。难言平定，难言臣服也。”
走狗往往比主子更严厉。小猫通常比主人更激进。孙之獬邀宠成功，顺治下达了剃发令。
剃发令严重地伤害了汉人的民族感情，他们奋起抗争，悲壮激昂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跟各地的反清起义结合在一起，成了明末清初的政治特色。
顺治二年闰六月，嘉定左通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面对着剃发令。降臣李成栋统帅的清兵压境，带着很多剃头匠。
是打开城门，迎降授首？还是保持父母所予的身体发肤？这个严峻的题目曾经考倒了许许多多的大明官吏。在关键时刻民众需要组织起来，以应对“天下突变”，需要他们来“拿章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选择了背叛：“换一种服装有什么了不起？又不耽误吃饭！你该在哪儿睡觉，还在哪儿睡觉。乖乖地剃了头，不就天下大吉了吗？”
但是，平民百姓接受不了这种“官场文化”，社会精英们头脑灵活，他们的信仰比“变色龙”变得还快。平民百姓不行。他们是固守信仰的，尽管这些信仰是精英们灌输给他们的，他们也要身体力行，代代相传。“不是要精忠报国吗？还说汉官威仪，是祖宗所系，怎么又改了口，变成了无所谓！你们怎么一会儿一个声口？到底那一个算数？”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令他们完全丧失了诚信，最后，就只能吞噬“自取灭亡”的恶果。
此刻，在嘉定府衙里，回答这个严峻的考题时，就有一场意义非同寻常的争议。争议是由黄宗羲挑起的。他是来探望同宗黄淳耀的，本想拉着黄淳耀一起去投奔陈子龙，共同抗清，不想却碰上了这道难题。
嘉定知府已经决定迎降：“大势所趋，人力不能回天。”
黄宗羲大声疾呼：“不！事在人为！”
“怎么为？我手中无兵，库中无粮。赤手空拳，大话能够退敌吗？”
“当然不能演空城计，我等不是诸葛亮，那李成栋更非司马懿。”黄宗羲胸有成竹地说。
“你有什么良策？本官愿意请教。”
“你现在虽然没有兵权，但是还有民权！嘉定民众数以万计，该是一支多么雄伟的力量！”
黄宗羲的话音未落，那知府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以为是什么锦囊妙计哩！原来却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不！民气绝对可用。”
“可用？怎么用？你所谓的民气又在哪里？”
黄宗羲一时无话可说了。是啊，在长期的腐败之后，最难寻找的就是“民气”。“民愤”很多，到处都是，但是却因而绞杀了“民气”，腐败的“官场文化”制造了“文化冷淡”。这种历史的悲剧实在让人无奈。
果然，一直站在旁边的侯峒曾说话了：“是啊！说到民气，实在令人寒心。当今芸芸众生，实在有两个生活信条：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二是‘谁来当权都一样’。这样的民众，实在只能当异族的羔羊。”
黄宗羲听了这话，心中确实在流血。这两条概括，实在是中国百姓的致命伤，由来已经很久了，不惟眼前如此；只不过由于阉党的胡作非为而莫此为甚罢了。再往深处想一想，即使没有阉党，老百姓也是信奉这两条的。这是“官场文化”极端的封闭性造成的。他们总要活下去，而且是像猪狗一样地活下去。这一点是“官本位”社会的必然产物，只不过物质生活的水平有所差异而已。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对此现象已经思索了很久很久。此刻由侯峒曾说了出来，他可以引为知己，但是此刻却不能赞同。
他慷慨激昂地说：“民气决非全然如此，还有同仇敌忾的一面！只是因为‘牧民’的各级官吏毫无作为，才显得如一盘散沙而已。”
此语一出，侯峒曾立即察觉到自己失言，就响应地说：“是的，是的。只要引导得法，就会众志成城。”
“束手待毙也过分消极了，大敌当前正是我等改变民气的大好契机！我们要变，变民风为‘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说得轻巧！能够成功吗？只怕生者极少吧？”
“当然流血不可避免；但是，只有鲜血才能唤起民众！整个社会麻木得已经太久了，非大规模的流血不足以唤醒群氓！我就是要去陈子龙那里组织军队罢了，不然的话，我就留在这里，让我的热血跟嘉定流在一起！”
争论的结果是：那知府弃城逃走，把一所孤城留给了侯峒曾，侯峒曾组织全城民众奋力抗击李成栋入城，最后粮尽矢绝，大雨坏城，终为所破，侯峒曾见大势已去，与儿子相抱，双双投水自尽。
清兵入城之后，见人就杀。“满城杀绝，然后封刀”，制造了“扬州十屠”之后的“嘉定三屠”。